林晚蹲在古董店角落的檀木鞋架前，鼻尖几乎要碰到那双红鞋。
射灯从斜上方打下来，宛如一道金色的瀑布，倾泻在那双漆皮鞋上。瞬间，漆皮表面泛起一层细密的虹彩，犹如撒了一把碾碎的石榴籽，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芒。
她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仿佛手中捧着一件稀世珍宝。手套的柔软触感与漆皮的光滑表面相互交融，给人一种奇妙的触感。
她的指尖轻轻地沿着鞋帮的弧度摩挲，从鞋头到鞋跟，每一处都如同被精心雕琢过一般，完美地贴合着脚型的曲线。这显然是一双手工定制的鞋子，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制作者的心血和技艺。
当她的目光落在鞋跟内侧时，发现那里刻着三个字——“周月白”。这三个字被磨得发亮，似乎经历了无数次的触摸，仿佛是这双鞋子的主人在每一次穿上它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抚摸这个名字。
“这鞋……穿过？”她抬头问老周。
老周正给一串铜钱编绳，闻言抬头：“怎么看出来的？”
“林晚仔细观察着那双鞋子，只见鞋口处有一些细微的汗渍，仿佛是穿着者行走时留下的痕迹。再看鞋跟，内侧明显比外侧磨损得更为严重，这说明穿鞋的人在行走时习惯将重心偏向内侧。
林晚指着这些细节，向老周解释道：“从这些痕迹来看，穿这双鞋的人走路时应该是脚尖微微内扣的，而且可能还有踮脚的习惯。”
老周的烟杆在手中顿了一下，他那原本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泛起了一丝涟漪。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缓缓说道：“周小姐确实是这样走路的。她在台上走台步的时候，脚尖就像沾着云一样，轻盈得很。可私底下……”
说到这里，老周停顿了一下，然后从抽屉里摸索出一个油纸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油纸包，里面露出了一张泛黄的纸条。”
油纸层层剥开，是张泛黄的便签，字迹娟秀：“素芬，明晚十点，霞飞路咖啡馆，我有要紧事同你说。”落款是“月白”，日期是1937年8月12日。
林晚的心脏猛地一跳。外婆素芬的名字，第一次和周月白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
外婆的房间还保持着三十年前的模样。褪色的蓝布窗帘，五斗橱上摆着瓷观音，最显眼的是床头那面雕花铜镜——林晚总觉得镜面蒙着层雾气，照人总比别处模糊些。
她翻出外婆的旧手账，1937年8月的页脚沾着水渍，字迹歪斜：“月白约我去霞飞路，说有日本人要抢一批药。汉生最近总盯着我，怕我说漏嘴……”
8月13日的记录只有半句：“码头上的人说，月白她……”后面的字被重重画了道黑杠，墨迹晕开，像滴未干的泪。
林晚想起小时候，外婆总在梅雨季犯关节炎，却坚持每天擦那面铜镜。她说：“镜子里藏着要还的债。”那时她不懂，现在才惊觉，那面镜子或许照见过周月白的冤魂。
上海的雨比林晚记忆中更黏。她站在百乐门旧址前，玻璃幕墙映出身后的霓虹，恍惚间像是看见1937年的霓虹灯牌——“百乐门，天下第一乐府”。
咖啡馆经理姓徐，听她提起周月白，特意关了店门。“我爷爷徐阿福，当年在百乐门管箱房。”他泡了杯茉莉花茶，“周小姐的戏服、头面都锁在第三只樟木箱里。失踪前三天，有人看见陈汉生往箱子里塞了瓶白酒——后来想想，许是迷药。”
“迷药？”
徐经理压低声音：“陈汉生是做药材生意的，那时候盘尼西林比黄金还贵。我爷爷说，有回他亲眼见陈汉生跟日本军官喝酒，说‘这药给皇军治伤，比给中国人管用’。”
林晚想起档案馆查到的记录：1937年8月，上海沦陷前夕，一批从香港经上海转运的盘尼西林被劫，下落不明。而陈汉生的商行在那之后迅速扩张，成了沪上有名的“药王”。
“周小姐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徐经理突然说，“她失踪前一晚，把我爷爷叫到后台，塞给他张纸条，说‘万一我出事，去霞飞路咖啡馆找素芬’。”
素芬——外婆的名字。
林晚在外婆的老照片里找到线索。二十岁的素芬穿着月白旗袍，站在霞飞路咖啡馆前，身旁的周月白穿着戏服，水钻头面闪着光。照片背面写着：“阿月说要带我去看真正的杜丽娘，她说那戏里有活人该有的魂儿。”
原来外婆和周月白是手帕交。素芬在纺织厂当女工，周月白成名后接她去百乐门后台玩，教她唱“良辰美景奈何天”，还说等战争结束，要带她去北平学戏。
“可陈汉生看上了素芬。”林晚翻到外婆的日记残页，“他说素芬是‘清水出芙蓉’，要纳她做妾。月白拦着，他就威胁要把月白通敌的假消息捅出去……”
1937年8月12日晚，周月白约素芬在咖啡馆见面，想带她连夜逃去苏州。可她们不知道，陈汉生买通了码头的巡捕，又派手下埋伏在咖啡馆后巷。
深夜，林晚回到公寓。
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她摸黑往上走，忽然听见“哒、哒”的声响。不是高跟鞋，是硬底布鞋——是她爸生前穿的款式。
“小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