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你应得的。”我说，“至少是晨晨应得的。”
这个问题让小洁陷入了新的道德困境。一方面，她需要钱；另一方面，她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利用举报来谋取利益。
就在她犹豫时，现实推了她一把。
晨晨生病了，急性肺炎，住院一周。医疗费、误工费、看护费……小洁的积蓄瞬间见底。她不得不向公司预支工资，向我借钱，甚至考虑接更多兼职。
“寒，我撑不住了。”在医院走廊，小洁红着眼睛说。晨晨在病房睡着，她才有片刻喘息。
“申请社会救助？或者……”我犹豫了一下，“和林浩谈谈？”
“谈什么？他现在自身难保。”
“但他也许有办法。毕竟，他是孩子的父亲。”
小洁最终没有去找林浩。但事情有了转机——王检察官了解到她的困境，主动帮她联系了被害人救助基金。因为小洁的举报可能帮助追回大量资金，基金会特批了一笔临时救助金，虽然不多，但足以渡过眼前难关。
“这笔钱需要还吗？”小洁问。
“如果最终追回资金，可能需要从你应得的部分扣除。”王检察官说，“但这可以解决你现在的困难。”
小洁接受了。这是她第一次接受“官方”的帮助，感觉复杂——既有感激，也有羞耻。
“接受帮助不丢人。”我对她说，“你帮助了别人（潜在的被害人），现在别人帮助你，这是循环。”
“我只是觉得，”她低声说，“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到处欠债，到处求人。”
“这不是你的错。”我说，但知道这句话苍白无力。在现实的重压下，对错的界限变得模糊，只剩下必须承担的重重。
那天晚上，小洁做了一个简短的梦。
她梦见自己在一条很长的队伍里排队，队伍前方是一个发食物的窗口。轮到她了，窗口里的人递出一个面包，但她手里没有盘子。面包掉在地上，沾了灰。她捡起来，拍掉灰，吃了。
醒来后，她解读这个梦：“我在接受帮助，但觉得不配。面包掉在地上，象征我觉得自己只配得到沾灰的东西。”
自我价值感，这是比经济压力更深的伤口。
案件第三个月，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林浩请求见小洁一面，说有重要的事。
他们在王检察官安排的会议室见面，有监控，有记录。我也在场，作为小洁的陪伴者。
林浩看起来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不少，穿着简单的衬衫和裤子，没有西装。他坐下时，手在微微发抖。
“小洁，”他开口，声音沙哑，“首先，对不起。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但这次是正式的。”
小洁点头，没有说话。
“第二，关于晨晨。”林浩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这是我委托律师做的公证：如果我被判刑，我名下所有合法财产（如果有剩余）的百分之七十，归晨晨所有，委托你管理，直到他成年。”
小洁接过文件袋，没有打开：“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做的补偿。”林浩低下头，“我知道钱不能弥补，但……至少让他将来不至于太辛苦。”
“那你父母那边？”
“他们……他们不知道全部细节。我告诉他们我生意失败，惹了官司。”林浩苦笑，“我连父母都在骗。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骗局。”
会议室里沉默。监控摄像头的红灯亮着，像一只不会眨眼的眼睛。
“第三件事，”林浩深吸一口气，“我找到了当年那个技术顾问的联系方式。他在加拿大，愿意配合，但要求豁免。王检察官他们在沟通。”
这是一个重要进展。如果那个人配合，追回资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你为什么这么配合？”小洁终于问出这个问题。
林浩沉默了很久，久到王检察官都准备提醒他时，他才开口：
“因为那天在会所，你看着我的眼神。不是恨，是……可怜。你可怜我。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成了自己最鄙视的那种人：让人同情，而不是尊重。”
“还有，”他继续说，“晨晨那幅画。王阿姨（邻居）偷偷拍给我看的，晨晨把我画栅栅栏里。我儿子觉得我应该被关起来。”他的声音哽咽了，“那我至少……至少要让他觉得，他爸爸做了错事，但最后做了对的事。”
小洁的眼泪落下来。不是为他哭，而是为所有破碎的、无法挽回的东西哭。
见面结束后，在走廊里，小洁对我说：
“寒，你知道吗？我现在不恨他了。但也不爱了。就像对一个陌生人，有点同情，但无关痛痒。”
“这是好事。”我说，“恨太消耗能量了。”
“但我怀念那个还会恨他的自己。”小洁看着窗外，“至少那时，情绪是强烈的，活着的感觉是强烈的。现在……现在我只是很累。”
第二件事发生在几天后。
小洁在公司收到一封匿名信。没有邮戳，是直接放在她办公桌上的。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晨晨幼儿园门口，放学的场景。晨晨被画了一个红圈。
没有文字，没有威胁。但意思明确。
小洁立即联系王检察官。警方介入，调取监控，但那段监控“恰好”损坏。幼儿园加强安保，王检察官申请了对小洁和晨晨的短期重点保护。
“这是警告。”王检察官说，“可能来自林浩当年的‘合作伙伴’，他们不希望案件继续深挖。”
“那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你们暂时搬离，去安全屋；二是加快进度，尽快结案，减少他们的顾虑。”王检察官看着小洁，“我建议第一条。”
小洁选择了第一条。但有一个条件：晨晨不能知道真相，只能说“去外婆家住一段时间”。
所谓的外婆家，其实是一个位于郊区的安全屋，简单但安全。小洁请了一周假，带着晨晨搬了过去。我每天下班后去看他们，带些日用品和玩具。
安全屋的生活平静得近乎诡异。没有网络，电视只有几个频道，手机信号时好时坏。晨晨最初觉得新鲜，像郊游，但三天后开始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想我的小床。”
“很快。”小洁总是这样回答。
在安全屋的第五天，小洁做了一个很长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