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寻找最佳解决方案。也许最终的法律定性就是不够刑事犯罪，或者只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但在处理的同时，能不能督促两个初中生的家庭给予充分的赔偿和道歉？能不能建议学校加强教育？能不能通过居委会、街道做一些调解和安抚工作？让受伤孩子家庭感受到重视和公道，让肇事孩子家庭认识到错误和代价，让事情有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这才是真正的‘案结事了’。”
李成钢看着儿子，语重心长地说：“思源，你学法律，将来很可能也要从事法律工作。记住，法律条文是死的，但案件是活的，办案的人更是活生生的人。一个好的法律人，不光要精通法理，更要懂得人心，懂得社会，懂得在原则和现实之间找到那条最妥当的路。这不容易，但很重要。”
李思源听着父亲的话，眼中的困惑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深思。他回想起在检察院实习时，带他的老检察官处理一些邻里纠纷引发的轻微伤害案件时，似乎也不仅仅是看伤情鉴定和法条，总会花很多时间调解，跟双方谈话，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啰嗦”和“和稀泥”。当时他不太理解，觉得有些多此一举，现在听了父亲的话，似乎有些明白了。
“爸，我好像有点懂了。”李思源缓缓说道，“您是说，办案不能只看法律效果，还要看社会效果。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感受’，不仅仅来自于冷冰冰的法条和判决，也来自于办案过程中的沟通、解释、还有最终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对吧？”
李成钢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能想到这一层，说明没白学，也没白实习。许达这个案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看起来是个定性争议，背后其实是法律适用、未成年人保护、被害人诉求、社会影响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处理好，能教育一批人，化解一个矛盾；处理不好，可能埋下隐患，甚至引发更大的问题。”
但是，思源。理论是骨架，但实际案件是血肉，复杂得多。”李成钢身体前倾，语气认真起来，“我们办案，第一步永远是查清事实，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就像这个案子，你刚才的分析是基于现有材料。但如果我们再深入问几个问题呢？”
李思源专注地听着。
“比如，抢画片的那一瞬间，两个初中生有没有哪怕轻微的推搡，或者一句‘别动，把画片交出来’之类的威胁话？这决定了夺取行为的起点性质。”李成钢举例道，“再比如，更关键的，拖行过程中——这是你刚才也提到的关键环节——那个骑车的两初中生，除了本能地继续蹬车想逃跑，两人中有没有回头去踢打抓住后架的孩子？有没有恶狠狠地吼叫威胁，比如‘再不松手我撞死你’？如果有，哪怕只是一句充满暴力意味的恐吓，那么‘胁迫’的成分就出现了，整个行为的性质就可能向抢劫严重倾斜。”
李思源若有所思地点头：“我明白了。事实细节决定行为性质。光是‘拖行’这个动作，可能是惊慌失措下的过失，也可能是带有暴力威胁的故意手段。定性完全不同。”
“没错。”李成钢肯定道，“所以我和达子说说，让他回去重点补充调查拖行过程中的具体情节。这是定性的关键。”
他喝了口茶，继续道：“但这还不是全部。思源，你要记住，我们公安、检察院、法院办案，不光要理论结合实际，还要考虑案件的影响。”
“影响？”李思源有些不解。
“对，社会影响，法律效果，甚至政治效果。”李成钢的声音变得深沉，“这个案子，涉案的是三个未成年人，两个十五岁，一个更小。起因是孩子间常见的争执和淘气，虽然后果有些严重。如果我们机械地、生硬地套用法律，不考虑他们的年龄、心智、行为的偶然性和社会普遍认知，简单地定为抢劫罪——你知道抢劫罪的起刑点吗？三年以上！两个十五岁的孩子，人生可能就毁了。”
李思源神情凝重起来。
“反过来，如果我们一味迁就所谓‘他还是个孩子’，完全不予追究，那对受伤的孩子和家属公平吗？对社会传递什么信号？以后类似行为会不会变本加厉？”李成钢看着儿子，“所以，处理这类边缘性、争议性的案件，考验的不仅仅是法律知识，更是执法者的智慧、责任感和平衡艺术。要在法律框架内，寻找最合理、最有利于教育挽救、最能让各方接受、也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处理方式。”
他顿了顿，总结道：“具体到这个案子，我个人倾向认为，如果调查证实拖行过程中没有额外的暴力或明确威胁，那么整体行为不宜定性为抢劫。可以通过治安管理处罚（如情节较重的寻衅滋事）、民事赔偿、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家长严加管教等多种方式综合处理。既让肇事者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付出代价，又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也要耐心做好受害人亲属的工作，解释法律，安抚情绪，争取理解。这比硬邦邦地定个罪，可能社会效果更好。”
李思源听完父亲这番话，久久没有出声。他感觉自己之前的学习和实习，更多停留在法条、案例和程序层面，而父亲这一席话，却让他看到了法律运作背后更深远、更复杂、也更有人情味的考量。那是一种超越了书本的、沉淀于无数实践中的经验和智慧。
“爸，我懂了。”李思源缓缓说道，眼神更加明亮，“法律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护公平正义的工具。用好这个工具，不仅需要熟知它的构造（法律条文），还需要了解它运作的环境（社会现实），更要有操作它的人（司法者）的良知、温度和远见。”
他站起身，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理论要联系实际，但联系实际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要灵活运用理论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充分考虑案件处理的综合效果。这条路，你还得慢慢走，慢慢体会。”
李思源重重点头：“爸，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