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风声渐紧，远处传来火车穿行旷野的悠长汽笛。
只是还不知道，它将在哪里落地生根。第247章 春信
程立峰坐在老屋窗前，望着院子里那台灰壳传真机发呆。
机器静默已久，可昨夜它忽然嗡鸣起来，像一头沉睡的野兽被远方的回声唤醒。
他起身查看，纸槽里躺着一张确认单——收件方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题为《1996年麦村事件与基层权力结构变迁实证研究》。
他没再睡。
天未亮便翻出压在箱底的旧档案袋，将那些泛黄的手写记录、村委会会议纪要复印件、甚至当年村民按手印的联名信残页，一页页重新整理、编号、扫描。
他知道，这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执念。
那封来自柏林的纪录片提名消息传开后，三所重点高校相继重启尘封多年的“农村治理研究”项目；更有学者在政协会议上引用他在庭审中说出的那句“时代有罪”，呼吁建立“结构性责任评估机制”。
监视仍在。
每天清晨，巷口总会出现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车窗贴膜深暗，司机不露面。
但程立峰已不再惧怕。
他点燃一支烟，烟头微光在晨雾中明灭，嘴角竟浮起一丝久违的笑意——不是胜利的得意，而是一种近乎悲壮的释然：有些声音，终究穿过了铁幕。
两天后，一只没有署名的信封被塞进他家门缝。
信纸粗糙，像是从作业本上撕下的。
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奖状复印件：1996年全省优秀学生干部，获奖人：葛兰芝。
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
“我们都曾相信规则能救人，后来才知道，规则也需要人救。”
他的手指微微颤抖。
这张纸背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被体制吞噬又重生的故事。
他曾责怪葛兰芝当年沉默，如今才懂，她不是退缩，而是被困在了自己曾经扞卫的法律框架里。
而现在，她回来了，在讲台上播放妹妹的录音，把良知当作教材——这是对规则最深的拯救。
与此同时，麦村村部那间低矮的办公室外，一面木牌悄然挂起：“遗属互助会”。
老杨婶亲手刷的红漆还未干透，风一吹便散出淡淡松香。
墙上贴满了十八年来因征地、强拆、工伤致死的家庭照片，黑白相框排列整齐，像一座无声的纪念碑。
有人不解：“你不告到底了？”
她正低头教几个妇女编藤篮，头也不抬地说：“官司打到天边，也唤不回我男人。”她顿了顿，指了指窗外，“你看那边新栽的桃树，根还没扎稳，但明年就能挡风沙了。人心也是树，得种，才能活。”
清明那天，她带着儿子孙子去坟前祭拜。
纸钱烧尽时，她从田埂摘了一束野麦花放下——那种在守灯亭周围成片生长的浅金色小花，风吹过时如波浪起伏。
没人知道，三十年前那个夏夜，她丈夫就是攥着这样一捧麦穗，对她笑着说：“等娃上学那天，咱村也要有好学校。”
而谷雨当日，阳光破云而出，洒在翻新的土地上。
村小废墟前搭起了简易舞台，彩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梯子小学”奠基仪式如期举行。
陈景明坐着轮椅来到现场，身上裹着厚毯，脸色苍白却目光清明。
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段枯枝，木质干裂，边缘焦黑，那是当年三人刻下“长大后要离开这里”的老槐树残干——火灾后仅存的一截。
主持人请他讲话。全场寂静，连孩童都屏息凝神。
他沉默良久，忽然抬起手，用尽力气将那截枯枝猛地插入湿润的新土中。
动作笨拙，却坚定如誓。
众人愕然。
唯有李娟瞬间红了眼眶。
她懂。
那是他们童年的终点，也是归途的起点。
他们曾以逃离为荣，如今却要把根扎回这片曾想抛弃的土地。
她走上前，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铁锹，铲起第一抔土，声音清亮：
“这所学校，叫‘梯子小学’。”
风掠过田野，麦苗初长，嫩绿如海，涌向天际。
远处山梁上，郑开源的新文件夹正在云端同步更新。
屏幕闪烁，最新添加的子目录赫然显现：
教师名录——第一批报名者：葛兰芝、李娟、陈景明（代授）
数据上传完成的提示音轻响，如同一声不易察觉的钟鸣。
然而就在奠基礼结束后的第三天清晨，一封加盖公章的函件送达施工现场。
李娟还在城里处理基金会账目，接到电话时正走在教育局门口的台阶上。
她抬头望了望灰蒙蒙的天空，风卷着柳絮扑在脸上，黏腻而沉重。
“你说什么？”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停工？为什么？”
电话那头语气客气，带着公式化的歉意：“项目确实感人，但我们查了年度规划……暂时没有列入。”
她握紧手机，指节发白。
身后，大楼玻璃幕墙映出她疲惫的身影，像一座即将倾塌的塔。
而在村中，那截插在土里的枯枝，仍静静伫立。
风拂过，一片新生的麦叶轻轻擦过它的裂痕，仿佛时间低语：
根断过，未必不能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