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暗了第三次，我把它翻过来扣在桌上。窗外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银杏叶不再飘落，风也停了。宿舍楼下的灯亮着，照出一小片光圈，快递柜的提示灯还在闪，但我没再去取。
我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不是消息。
是那个能打破僵局的人。
我起身把桌上的资料册又检查了一遍——封面烫金，内页分隔清楚，每一页右上角都印着项目logo。U盘插在电脑上，文件夹里存着最新版的PPT和陈述稿。活页本摊开在“待确认事项”那一页，三条问题原封不动地列着，一个都没划掉。
我合上本子，夹在里面的银杏叶发出轻微的响动。
凌晨七点二十三分，手机终于震动了一下。
不是邮件，不是短信，是一条微信。
江逾白发来的：“今天十点，校外咖啡厅二楼包间，他会在。”
这个”。”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手指慢慢滑过屏幕，把这两条消息往上翻了三遍。心跳比预想中平稳，但手心有点出汗。我起身拉开抽屉，拿出那支印着学校logo的黑色签字笔，拧开，对着光看了看笔尖，又盖上，放进口袋。
洗漱时我照了镜子。眼下的青还没完全消，但脸不浮肿，头发也整齐。我用冷水拍了两下脸，擦干，背上双肩包出门。
秋天早晨的风很干净，吹得人清醒。校门口那排梧桐树叶子黄了一半，踩上去有脆响。我走得不快，但也没停。到约定地点时，离十点还有七分钟。
江逾白站在咖啡厅外的长廊下，穿着深灰色外套，手里拿着一张折好的纸条。看见我，他点头，走过来。
“他刚到，已经在里面了。”声音不高，像平常说话那样，“这是他刚才让服务员转交的便签，说先看看你的反应。”
我接过纸条，展开。
上面只有一行打印字：“请告诉我，如果不是为了拿资助，你会继续做这件事吗？”
我抬头看他。
江逾白说：“他说问题可以晚点回，但得真心答。”
我点点头，把纸条叠好，放进活页本里。那片银杏叶正好压在
“谢谢。”我说，“你不用陪我进去。”
“我不进。”他说，“但我在外面等你结束。”
我没再说话，推门进去。
楼梯铺着地毯，脚步声被吸掉了。二楼安静，只有靠窗一间包间亮着灯。我敲了敲门。
“请进。”
投资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穿浅色毛衣，面前摆着一杯茶，桌上没有电脑，也没有文件夹，只有一张白纸和一支笔。
“坐。”他说，“我是陈立诚，做教育类社会项目的投资。江同学介绍你时，说的是‘有个女生在认真做事’，我就来了。”
我坐下，把资料册放在腿上，没打开。
“你可以讲方案，也可以不讲。”他看着我，“但我只想先听一句话——你做这个项目，是因为它重要，还是因为你能拿到钱？”
我低头看了眼活页本。
昨天改到凌晨的问题清单、反复重录的陈述视频、贴满显示器边框的修改便签……那些都不是为了钱。
我想起第一次去社区调研，那位妈妈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不是不想教孩子，是不知道怎么教”；想起三家中心负责人看完方案后说“如果真有人愿意帮我们建系统，我们愿意配合半年”；想起自己在策划书第一页写下的目标：让普通家庭也能获得科学育儿支持。
这些事，我一直都想做。
我抬头：“我会继续做。没钱，就慢一点，找替代方式，拉人帮忙，但不会停。”
他盯着我看了三秒，忽然笑了下：“好。现在，可以讲你的方案了。”
我把资料册放在桌上，打开，开始讲。
从试点社区的选择标准，说到三家中心的合作意向；从居民反馈机制的设计，到“妈妈推荐计划”的具体执行路径。PPT一页页翻过，数据图表清晰，时间节点明确，风险预案写在第三模块第七页。
他中途打断了两次。
一次问：“如果第一个月只招到二十户，怎么办？”
我说：“那就集中服务这二十户，做出案例，让他们成为第二批的宣传员。”
第二次问：“团队里其他人能扛事吗？万一你毕业了呢？”
我答：“目前核心成员三人，分工明确，已有交接文档模板。我不是唯一推动者，只是现阶段协调最多的人。”
他说：“听起来不像学生一时兴起。”
我说：“这不是作业，也不是比赛。是我们真的想解决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