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沉默的赵思妍突然开口：“法律就像一把尺子，只能量得出长度，量不出善恶。”
她调出合同条款的对比图：“从技术角度看，赵东明的合同确实没有违反现行法律。甚至可以说，他把法律的运用推到了极致。”
“极致？”张猛冷笑，“极致地害人？”
“就像一把刀，在厨师手里是工具，在凶手手里是凶器。你能说刀本身有错吗？”
争论越来越激烈。林宸始终沉默着，直到陈建国点名问他：“你怎么看？”
“我在想一个故事。”林宸的声音很轻，“古代有个聪明的商人，总是能在不违反律法的情况下，把对手逼到绝路。县官明知他作恶，却无可奈何。”
“后来呢？”苏晓雯问。
“后来县官说：‘我治不了你，但天理治得了你。’”林宸抬起头，“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境。”
争论到最后，大家都精疲力尽。
张猛瘫坐在椅子上：“所以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继续害人？”
“不。”林宸走到白板前，擦掉了之前的所有线索，“我们一直试图用法律证明他有罪。但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为什么不换个角度？”
“什么角度？”
“证明他不是在经商，而是在犯罪。”林宸写下两个关键词：“行为模式”和“主观故意”。
“你的意思是……”
“如果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用同样的手法‘合法’地逼死对手，那这就不是商业行为，而是有预谋的犯罪。”林宸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着光，“法律或许无法制裁一次聪明的犯罪，但绝不会纵容一个成熟的犯罪模式。”
陈建国若有所思：“就像连环杀手，单看每一个案子都可能像是意外，但放在一起就能看出模式。”
“没错。我们需要找到更多的‘李永辉’，把点连成线，把线织成网。”
第二天一早，林宸独自去了经侦支队，调阅了近五年所有与投资纠纷相关的非正常死亡案件。
而苏晓雯则联系了心理专家，开始分析赵东明的行为模式是否符合“高智商犯罪人格”特征。
傍晚，林宸带回一份厚厚的档案。他翻开第一页，指着一张照片说：
“三年前，一个建材企业主在签完投资协议后跳楼自杀。当时的经办民警记录了一句话：‘死者临终前说，我签了一份卖身契。’”
照片上，死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合同，封面赫然印着瑞丰资本的logo。
窗外，华灯初上。城市的夜晚依然繁华，但专案组的每个人都知道，在这片繁华之下，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悲剧。
而他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