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明朝考公界的“反卷”达人，出道即带刺
永乐十九年的北京科举考场，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考生们不是在偷偷往袖子里塞小抄，就是对着主考官的方向频频作揖，唯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襟危坐得像块刚出炉的青砖——此人便是于谦。
彼时的明朝科举圈，流行着一套“潜规则生存指南”：考前得给主考官送点“润笔费”，答卷时要故意在文中埋几个“暗号典故”，哪怕写得一般，只要让考官看出“自己人”的痕迹，名次也能往前挪挪。可于谦偏不，他不仅把笔墨纸砚摆得像仪仗队，写策论时更是像在给皇帝写就职演讲，字里行间全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硬气，连个客套的谦辞都懒得加。
放榜那天，主考官拿着于谦的卷子，气得胡子直抖：“这小子是来考试的，还是来训话的？”旁边的副考官凑过来看了两眼，突然一拍大腿：“这文笔，这见识，比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强十倍！咱们要是因为他不懂规矩就刷掉，将来怕是要被骂眼瞎。”于是，于谦硬是凭着一股“我写我的，你爱录不录”的犟劲，考上了进士，成了明朝公务员队伍里的一朵“带刺的玫瑰”。
刚入职那会儿，同事们都觉得这新同事有点“社交障碍”。按规矩，新科进士得给前辈们“拜码头”，拎点家乡特产聊表心意，于谦却提着一捆书就去了。有人提醒他：“于兄，你这样会被穿小鞋的。”于谦翻着书头也不抬：“穿就穿，反正我脚大，挤不死。”
更绝的是他在御史任上的操作。有次明宣宗朱瞻基要去北方巡查，大臣们都忙着写“陛下圣明，此行必能一统宇宙”的赞歌，于谦却递上奏折，劈头盖脸就是一句：“陛下，边境军粮还没补齐，驿站马匹缺了一半，先解决这些再出门，行吗？”朱瞻基拿着奏折愣了半天，突然笑了：“这小子，跟我爹（朱棣）当年骂大臣的口气一模一样，有点意思。”不仅没罚他，反而觉得这年轻人实在，把他调到江西当巡按，专门负责查冤案。
到了江西，于谦直接把办公点搬到了监狱门口，谁家喊冤他就提审谁，卷宗堆得比他还高。有个地主诬陷佃户偷牛，买通了县令定了罪，于谦查了三天，硬是从牛的牙口记录里找出破绽——那牛当年才两岁，根本拉不动地主说的“被盗的犁”。真相大白那天，地主跪地求饶，于谦盯着他说：“我这儿不是菜市场，别想着讨价还价。”当地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于青天”，但同僚们暗地里叫他“于阎王”——毕竟谁也不想被这尊“铁面神”抓住小辫子。
这时候的于谦，就像一块刚从矿里挖出来的生铁，带着棱角，透着寒光，还没学会官场的“圆融”。但他大概没想过，正是这份“不圆融”，会在二十多年后，成为支撑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脊梁。
第二章：敢跟权宦硬刚的“职场刺头”，坐牢也不忘怼人
正统年间的明朝官场，被一个太监搅成了一锅浑水——此人便是王振。这王公公仗着是明英宗朱祁镇的“童年玩伴”，把朝堂当成了自家后花园，大臣们见了他，要么点头哈腰，要么装聋作哑，唯独于谦，见了面连个笑脸都懒得给。
按当时的“职场规矩”，官员进京述职，总得给王振带点“见面礼”。别人不是送金银，就是送古玩，最次也得包个红包。于谦每次从河南、山西巡抚任上回京，行李里除了公文就是几件换洗衣裳。有人劝他：“于大人，哪怕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呢？比如河南的枣，山西的醋，意思意思也行啊。”于谦听完，抖了抖袖子，哈哈大笑：“我这袖子里，只有清风，够不够？”——后来那句“两袖清风”的典故，就从这儿来的。
王振听说这事儿，气得把茶杯都摔了：“一个巡抚，敢不给我面子？真当我是摆设？”没过多久，他就找了个由头，给于谦安了个“擅离职守”的罪名，扔进了大牢。
消息传开，河南、山西的百姓炸了锅。两地的乡绅带着数千村民，浩浩荡荡赶到北京城外请愿，连当地的藩王都上奏说：“于谦在任时，修了黄河大堤，办了粮仓，百姓没饿着，边境没乱过，这么好的官，不能说抓就抓啊！”王振本来想拿捏一下于谦，没想到弄出这么大动静，怕把事情闹大，只好灰溜溜地把于谦放了，还假惺惺地给了他个“大理寺少卿”的官做——相当于从地方官调回中央，看似升职，实则被架空。
于谦倒也不恼，该上班上班，该怼人怼人。有次朝堂讨论要不要给王振修“生祠”（活人纪念馆），大臣们纷纷附和，说“王公公劳苦功高，该修”，于谦突然站起来：“朝廷的钱，应该用在军饷和赈灾上，修个祠堂让百姓拜太监？我不同意。”话音刚落，整个朝堂鸦雀无声，王振的干儿子马顺想跳出来骂他，被于谦一个眼刀瞪了回去：“有本事你再说一遍？”马顺愣是把话咽了回去——他知道，这于老头看着文弱，真急了能跟你拼命。
这段时间的于谦，就像职场里那种“业务能力强但情商为负”的骨干，领导想提拔他又怕他惹事，想开除他又离不了他。他自己倒活得通透，白天在朝堂上跟人吵得面红耳赤，晚上回家就写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这两句，就是他在这时候写的——与其说是写石灰，不如说是在写自己：任凭你怎么烧、怎么砸，我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谁也没想到，这场“职场拉锯战”很快会被一场惊天巨变打断。正统十四年，王振撺掇英宗御驾亲征瓦剌，于谦拼命反对：“陛下，瓦剌骑兵跟咱们玩的是游击战，您带着几十万大军去草原，粮草跟不上，指挥乱哄哄，这不是送人头吗？”可被王振灌了迷魂汤的英宗，根本听不进去，还骂于谦：“你就是胆小！”结果，这一去，就闹出了明朝历史上最丢人的“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几十万精锐全军覆没，瓦剌大军直逼北京。
第三章：北京保卫战：临时cEo的“绝地反杀”操作
土木堡的败报传到北京那天，整个朝堂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大臣们哭的哭，闹的闹，有个叫徐有贞的翰林院编修，拿着天文望远镜装模作样看了半天，说：“我夜观天象，北京要完，不如咱们迁都南京吧！”这话一出，立马有人附和，眼看大明就要上演“南宋南迁2.0版”，于谦突然一拍桌子，声如洪钟：“谁再敢说迁都，就先斩了我！”
满朝文武瞬间安静。只见于谦往前走了三步，对着孙太后（英宗他妈）一拱手：“陛下被俘，是国难，但不是亡国！瓦剌想拿皇帝当筹码逼我们投降，门儿都没有！当务之急，是立太子为新君，稳定人心，然后调集军队，死守北京！”
孙太后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旁边的吏部尚书王直赶紧点头：“于大人说得对！我们听他的！”于是，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被推上了皇位（明代宗），于谦则被火线任命为“兵部尚书”，成了大明王朝的“临时cEo”，手里握着保卫北京的全部权力。
可这权力背后，是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京城里能打仗的士兵不到十万，还多半是老弱病残；粮仓里的粮食只够吃一个月；更要命的是，大臣们各怀鬼胎，有人偷偷给瓦剌送消息，有人天天盼着南迁，连新皇帝朱祁钰都哆哆嗦嗦地问于谦：“于大人，咱能守住吗？”
于谦的回答就四个字：“死磕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