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史记》：“司马迁文笔是好，可分类太乱——项羽没称帝，凭啥进本纪？孔子没当诸侯，凭啥进世家？这不是乱弹琴吗？”
评《汉书》：“班固太死板，事事都模仿司马迁，一点创新都没有，简直是‘史学复印机’！”
除了吐槽正史，刘知己还在《史通》里提出了自己的“修史标准”：“史家必须具备‘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是文笔，史学是知识，史识是眼光，缺一个都不算合格的史官！”他还主张，修史要“直书实录”，不能为了迎合权贵而歪曲事实，哪怕被杀头也不能妥协——“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公元710年，历时五年，《史通》终于成书，共二十卷，五十二篇，字字句句都是刘知己的心血。书一出来，立刻在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拍案叫绝：“刘知己太敢说了！说出了我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也有人气急败坏：“这简直是污蔑先贤！刘知己就是个‘史学叛逆’！”
当时的大学问家徐坚读了《史通》，忍不住赞叹：“这部书简直是史学界的‘指南针’，以后修史的人，都得照着刘知己说的做！”就连唐中宗也听说了这本书，召刘知己入宫，让他讲解《史通》的内容。刘知己在皇帝面前，依然不改“毒舌”本色，把历代史书的缺点一一指出，唐中宗听得连连点头：“先生说得有理，以后修史，就按你的标准来！”
凭着《史通》，刘知己彻底火了，“史界毒舌宗师”的雅号也传遍了天下。以前看不起他的官员，现在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以前嘲笑他“不切实际”的人，现在都拿着《史通》到处炫耀——“这是我朋友刘知己写的书！”
第四章 晚年：宁折不弯的“史学犟驴”
《史通》成名后，刘知己的仕途终于迎来了“春天”。他先后担任着作佐郎、太子中允、秘书少监等职，专门负责修撰国史。按理说，这下可以大展拳脚，按照自己的标准修史了，可刘知己很快发现，官场的“潜规则”，远比他想象的更顽固。
当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等人干预修史，要求刘知己在史书里美化他们的政绩，隐瞒他们的过失。刘知己当场拒绝：“修史是为了记录真相，不是给你们歌功颂德的工具！我刘知己宁可不修史，也绝不会歪曲事实！”
韦巨源等人气得不行，暗中给刘知己使绊子，到处散播谣言，说他“修史不公，心怀不轨”。刘知己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可他依然不肯妥协。有一次，太子李显让他写一篇关于“先帝功德”的传记，刘知己如实记录了先帝的优缺点，太子看了很不高兴：“先生，能不能把缺点改一改，多写点优点？”
刘知己固执地说：“太子殿下，史书是留给后人看的，不能只说好话。如果现在隐瞒缺点，后人怎么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太子被他怼得说不出话，只能作罢。
公元712年，唐玄宗即位，刘知己已经五十一岁。新皇帝想重用他，让他担任左散骑常侍，负责修撰《睿宗实录》。刘知己以为遇到了明主，可没想到，麻烦又找上门了。当时，唐玄宗的叔叔李旦（睿宗）刚退位，有人想让刘知己在实录里夸大李旦的功绩，贬低武则天的作用。
刘知己再次拒绝：“睿宗皇帝的功绩要写，但武则天的历史地位也不能否定。她虽然有过错，但在位期间也做了很多实事，比如重视人才、发展生产，这些都应该客观记录。”结果，他又一次得罪了权贵，被排挤到外地，担任扬州长史。
在扬州任职期间，刘知己依然没有放弃修史。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修改《史通》，还写了很多史学评论文章。可官场的倾轧、权贵的打压，让他心力交瘁。公元719年，刘知己病重，卧床不起。临终前，他把儿子们叫到身边，指着床边的《史通》手稿，叮嘱道：“这部书，是我一辈子的心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记住，修史要讲真话，做人要守本心，不能向权贵低头！”
这一年，刘知己五十九岁，带着对史学的执念，离开了人世。他一辈子耿直不屈，像一头“史学犟驴”，宁折不弯；他用犀利的笔触，戳破了史书的“伪装”，为中国史学批评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第五章 身后：被低估的“史学开山鼻祖”
刘知己去世后，《史通》并没有立刻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权贵因为记恨他的“毒舌”，故意贬低《史通》，说它“离经叛道”“不值一提”。可真正懂史学的人，却把《史通》奉为经典。
唐代史学家杜佑在修《通典》时，多次引用《史通》的观点；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借鉴了刘知己的“直书实录”精神；清代的乾嘉学派，更是把《史通》当成史学研究的“必读书”，还专门为《史通》做了注释。
到了近代，《史通》的价值被彻底发掘出来。学者们发现，刘知己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提出的史学观点，竟然和现代史学理论不谋而合——他强调的“史才、史学、史识”，其实就是现代史学家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他主张的“客观公正修史”，至今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有人说，刘知己是中国史学界的“开山鼻祖”，如果没有他，中国的史学批评可能还要晚几百年；也有人说，刘知己是“史界的鲁迅”，用犀利的文字唤醒了沉睡的史学界。而对于刘知己自己来说，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鼻祖”或“大师”，他只是想写一部“说真话”的书，想让后人知道，史书不应该是权贵的“遮羞布”，而应该是记录真相的“镜子”。
如今，当我们翻开《史通》，依然能感受到刘知己的“毒舌”与真诚。他吐槽前人史书的漏洞，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华，而是为了让史学更加完善；他坚持“直书实录”，不是为了得罪权贵，而是为了坚守史学家的良知。
这位大唐的“史界毒舌宗师”，用一辈子的坚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学问，从来不是迎合世俗的产物，而是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结晶。而刘知己的故事，也像一部鲜活的史书，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做一个有风骨、有担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