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福音教会的高层几乎死伤殆尽，当时大楼内几百名普通雇员也只有寥寥几十人活了下来——这些人基本都身处四楼及以下，见势不妙后反应迅速，果断跳楼逃生，才侥幸捡回一条命。
这毫无疑问触及了国家的底线。
与荷兰不同，德意志作为欧洲第一强国，虽然因为历史原因无法拥有正规军队，但其他方面的国家力量非常强大。
更重要的是，德意志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国家，除了在选举时有用，宗教势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2024年数据显示，德意志天主教徒约1980万，占总人口的24%左右；以路德宗为核心的德国福音派教会信徒约1800万，占总人口的21%，此外还有47%的人口无宗教信仰。
因此，德意志政府完全没有顾虑罗马教廷，更没有像荷兰政府那样掩盖真相、粉饰太平。
袭击发生后，德意志强大的国家机器第一时间动员起来——情报系统、警察系统、异常事务处置部门——全面开动，誓要将袭击者绳之以法。
甚至，当局打算借着这次事件狠狠敲打一下都铎二世，让他不敢把爪子再伸向国内。
然后，连续三天高强度的搜捕居然一无所获。
那三名特征非常明显的袭击者竟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就这么消失无踪。
这对以高效、细致、严谨著称的德国安全部门而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要知道，袭击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地点是监控遍地的现代都市，而且是路德宗信徒集中的柏林地区，更是国家控制力最强的首都圈……
在一次次毫无进展的案情通报会后，某个念头逐渐浮现在高层心头：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可能是，德国内部有一股力量在为他们提供庇护。而且，这股力量必须足够强大，足以渗透到参与此次搜捕的各个系统和部门。
怀疑的目光不可避免地投向了那“24%”。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一位亲人死于这次袭击的议员在国会上沉痛发言，“在这个神灵归来的时代，国家和民族在某些时候已经不是个人忠诚的唯一选择。这很无奈，但却是现实——死亡很可能不是终点，我们要考虑的东西比以前更多。”
“因此，”他话锋一转，看向一位胸前挂着十字架的同僚，“为了避免某些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发生，在特殊时期，某些特殊群体是不是暂时离开一下？”
这番话迅速获得了广泛响应。
姑且不论已经陷入极度不安全感中的路德宗信徒，占人口47%的无信仰者群体本就对宗教干预世俗事务非常反感，此刻更是将天主教势力视为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在路德宗背景的政治力量牵头下，一场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清洗悄然启动。
很快，数个关键职位上的天主教背景官员被以“避嫌”或“岗位调整”为由明升暗降，踢出了安全、内政等核心决策圈。
巴伐利亚州出身的议员汉斯·米勒在私人聚会中愤慨不已：“这根本就是一场借题发挥的权力斗争！掩盖行踪需要多大能量？一个掌握关键部门的实权人物就够了！可现在，他们却要我们整个群体为少数人可能的行为负责！”
然而，他们的辩解在汹涌的舆论和精心策划的政治合围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民主制度下，24%的天主教选民的政见，注定难以对抗那由路德宗、无信仰者及其他群体临时结成的、占据绝对多数的联盟。
他们被打上了“潜在叛国者”的标签，在各个领域被系统性地孤立和边缘化。
绝望的情绪在天主教背景的政治精英中蔓延。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其实到底有没有人倒向罗马教廷已经不重要了。
政敌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借口——一个一次性干掉四分之一竞争对手的借口。
终于，又一次秘密聚会上，有人喊出了徘徊在不少人心头的话：“就算真的投入“主”的怀抱又怎样？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的人民本就渴望沐浴在“主”的光辉中。”
“就算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的裂痕，我们也别无选择。”在一封写给教皇都铎二世的密信里，这样写道，“这不是背叛，这是在主流社会抛弃我们之后，为了生存和信仰的无奈自救。愿“主”指引我们，照亮德意志的……至少是一部分德意志的未来。”
一场由信仰分歧直接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正将欧洲的心脏推向分裂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