擢升刑部尚书韩宜可，为华盖殿大学士，入议政处，参预政务，位列刘三吾之后，吴琳之前。
同时还有一道旨意，因文渊阁大学士詹同病逝世，位置一直空缺，所以擢升户部尚书茹太素，为文渊阁大学士，入议政处，参预政务。
这一任命，既在情理之中，又略显出乎某些人的意料。韩宜可，字守约，乃是洪武朝便以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闻名的骨鲠之臣。
其女虽为朱标淑妃，但他从不以此自矜，反而更加谨言慎行，甚至多次因执法过严、触犯权贵而遭弹劾，却始终屹立不倒，其风骨硬直，满朝皆知。
朱标任用他，是看重其清廉刚正，能有效整肃官场，震慑因刘基离去而可能蠢蠢欲动的宵小，同时其外戚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己人”的保证。
朱栋支持他，则是看中其原则性极强，能有效制衡日渐骄纵的功勋集团，并且，韩宜可对新政核心内容持务实支持态度，认为有助于廓清吏治、均平赋税，符合他心中“法治”与“公平”的理念。
诏书颁布当日，韩宜可奉召入宫，于乾清宫东暖阁觐见。
韩宜可年约五旬，面容清癯，颧骨高耸，一双细长的眼睛开阖之间精光闪烁，仿佛能直视人心鬼蜮。
他身着崭新的绯色仙鹤补子袍服，步履沉稳如山，来到御前，一丝不苟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动作规范得如同尺子量出。
“臣韩宜可，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韩爱卿平身。”朱标虚抬右手，语气庄重，“刘先生功成身退，朕心甚为怅惘。议政处乃朝廷枢机，不可一日无重臣秉持纲纪。爱卿素以忠直闻于朝野，精通律法，熟悉政务，朕特简拔爱卿入值，望卿能继刘公之遗风，持正守节，匡弼朕与吴王，共理阴阳，安定社稷。”
韩宜可站起身，面容肃穆，并无半分因骤登高位而应有的喜色，反而眉宇间凝着一股更加沉重的责任感。他拱手，声音铿锵如铁石交击：“陛下隆恩，委以重任，臣感激涕零，然亦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刘公学究天人，谋略深远，臣之愚钝，不及万一。唯有效仿刘公忠贞之心，恪守臣节，以《大明律》为铁尺，以《皇明祖训》为圭臬，以社稷苍生为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臣才疏学浅，性情戆直，日后若有不当之处，乞陛下与王爷不吝斧正，严加训斥，臣绝无怨言！”
他的话语没有丝毫圆滑的虚辞，直白刚硬，却透着一股令人动容的赤诚与决绝。
朱栋在一旁开口道：“韩大人过谦了。大人之风骨，天下共仰。如今入值议政，正需大人这般擎天之柱，砥柱中流。望大人能不避权贵，不徇私情，持正守中，与我等共扶社稷，开创清明之治。”
“王爷期许，臣谨记。”韩宜可向朱栋躬身，语气依旧硬朗，“臣必秉公处事，无论亲疏贵贱，一断以律法、以公理。纵是粉身碎骨，亦不敢负陛下、王爷之托！”
简短的觐见之后，韩宜可便正式入驻了宫城内的议政处直庐。
他的到来，如同将一块棱角分明、未经雕琢的玄铁投入一池表面平静的春水之中，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改变了整个池水的温度与流向。
刘基在时，如同一位技艺超群的太极宗师，善于借力打力，调和鼎鼐，许多矛盾在其运筹帷幄之下消弭于无形，其智慧如云如雾，笼罩一切，令人敬畏却难以捉摸其具体形迹。
而韩宜可的风格，则截然不同。他更像是一柄传承自洪武朝的、饱饮贪腐之血的“洪武剑”，出鞘必见锋芒，堂堂正正，凛然生威。
他处理政务，极其注重律法条文与程序规矩，对于任何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或有违《大明律》及《皇明祖训》精神的提议，无论出自何人之口，都会毫不客气地当场提出尖锐质疑，要求相关部门给出明确解释和确凿依据，逻辑严密，寸步不让。
他尤其关注吏治腐败与司法不公，上任不过旬日，便以雷霆手段，调阅了数件积压多年、牵扯甚广的官员贪渎、地方豪强侵吞田产案卷，责令刑部、大理寺限期复核清楚，给出明确结论，否则便要追究渎职之责。
这一系列举动，使得不少原本在刘基时代尚能凭借资历、关系或“维稳”借口遮掩问题的官员，顿时感到脖颈后面冷风飕飕，仿佛那柄无形的“洪武剑”已然悬于头顶。
文官集团内部，那些依靠门生故旧、同乡联谊等纽带维系利益的松散派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制约。
而一些出身寒微、凭借实绩升迁、渴望吏治清明的官员，则暗中拍手称快，视韩宜可为楷模与依靠，一股潜在的支持力量正在悄然凝聚。
数日后，议政处内，一场关于东瀛三司官员首次大计（考核）标准的讨论，成为了韩宜可新官上任的第一次公开“亮剑”。
吏部尚书的吴琳，考虑到东瀛新附，局势未稳，官员履职环境特殊，提议道：“陛下，王爷，诸位同僚。东瀛初定，百废待兴，其地风俗迥异，民情复杂。首批赴任官员，首要之务在于稳定人心，推行王化。故，臣以为，对其三年大计之标准，或可较内地稍予放宽，以‘安抚得力、地方平静’为主要考量，暂缓苛责细务，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此议一出，几位大学士微微颔首，觉得颇有道理。连朱标也露出思索之色。
然而，韩宜可闻言，立刻眉头紧锁，如同听到了极不妥当的言论。
他未等其他人附和，便朗声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如钉，楔入众人耳中：“吴阁老此议，我以为大谬不然！”他目光锐利地扫过吴琳，随即转向朱标和朱栋，“陛下，王爷！东瀛新附，民心思变，正因如此，更需示之以大明法度之森严，吏治之清明！若因‘新附’便可法外施恩，放宽考成标准，则无异于纵容庸碌，默许贪渎！此辈官员，见朝廷标准宽松，必生懈怠之心，甚至变本加厉，盘剥新附之民以自肥！此举非但不能安抚，反而会积攒民怨，使新土之民视我大明王化与前朝暴政无异！此非怀柔，实为养痈遗患！”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沉痛激昂：“况且，《大明官员考成法》乃太上皇钦定，天下通行，法度森严，方有今日吏治渐清之局面。何以独东瀛可例外？若此例一开，他日云贵、岭北、乃至西域诸地，皆可援引此例，要求宽宥。法之权威，必将荡然无存！《管子》有云，‘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法令不行，则国必乱！臣恳请陛下、王爷，东瀛官员大计，非但不能放宽，反应较内地更为严格，以最严之尺，选拔最优之吏，树立清正典范，方能收长久治安之效！”
这一番话，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气势磅礴，将“特殊情形”的短期便利与“法律权威”的长期根本尖锐对立起来，驳得吴琳面红耳赤，一时竟无从反驳，只能尴尬地看向朱标和朱栋。
朱栋眼中闪过一丝激赏，他沉吟片刻，开口道：“韩大人所言，振聋发聩，切中要害。立法之权威，乃国之基石，确实不可因一时一地之情由而轻废。东瀛新土，正需以严明法纪立信于民，以清廉政风赢得人心。大计标准，必须严格依循《考成法》执行，绝无例外。”
朱标也从善如流，当即拍板：“二弟与韩爱卿之议，老成谋国，深合朕意。便依此办理。吏部需拟定详细章程，务使东瀛大计，公正严明，不枉不纵。”
这次交锋，虽只涉及具体政务，却让在座的所有人，包括老成持重的刘三吾、精于律法的杨靖、刚直务实的茹太素，都清晰地感受到了韩宜可那迥异于刘基的、刚猛无俦的行事风格。
他不是隐藏在幕后的弈棋者，他是挺立在潮头的弄潮儿，他的立场、他的原则、他的底线，清晰如划破夜空的闪电，不容丝毫模糊与妥协。
文官集团内部的势力格局，因此而开始了一次无声却深刻的微调。
一些原本与勋贵集团关系密切、或自身不那么干净的官员，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韩宜可，行事更加谨慎，甚至暗中串联，试图寻找这柄“洪武剑”的弱点。
而一些出身清流、锐意改革、或单纯渴望一个更公正环境的官员，则隐隐将韩宜可视作了朝堂上的“清流”领袖，虽然韩宜可本人未必愿意担当此名，但其刚正不阿的形象，已然成为一种象征。
韩宜可的存在，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迅速扩散至整个朝堂。
他不仅深刻影响着议政处的决策氛围和议事规则，也开始通过其门生故旧（多为科道言官、刑名官吏）以及其本身巨大的声望，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官场的风气。
一股强大的、以“法理”和“风宪”为旗帜的制约力量，正在迅速成形，与以吴王朱栋为代表的、强调效率、开拓与技术的“实干派”，以及盘根错节的传统功勋贵族、地方士绅利益集团，构成了新的、更加复杂的三足鼎立之势。
暮色渐沉，朱栋独自走出文华殿，站在汉白玉的台阶上，眺望着被夕阳染成金红色的宫城殿宇。秋风萧瑟，卷起几片落叶，带着深秋的凉意。他想起刘基临行前那洞悉一切的眼神与关于“制衡”的谆谆告诫，又想起韩宜可今日在议政处那不容置疑的铿锵之声。
“新老交替，平衡之道……”朱栋低声自语，嘴角泛起一丝难以捉摸的弧度。
刘基的智慧在于预判与调和，而韩宜可的力量在于执行与破立。
失去一位能弥合矛盾的智者，换来一位能廓清寰宇的猛士，这其中的得失，唯有时间才能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