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馆内的省身阁，名为阁，实则是一处清净的独立小院，供学子面壁思过、潜心修学之用。张诩被禁足于此，与外界的喧嚣隔绝。初时，他心中充满了愤懑、委屈与不甘。他自问一心为国，言辞或许激烈，但绝无诽谤亲王、忤逆犯上之心，却遭小人如此构陷，身陷囹圄（虽非牢狱，却与囚禁无异），前途未卜。
他时而枯坐窗前，望着院中一方狭小的天空，回想讲会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只觉一股浊气堵在胸口，难以疏解。那冒充士子之人恶毒的眼神、刻意攀扯的话语，以及同窗们惊疑、疏远甚至幸灾乐祸的目光，如同梦魇般在他脑海中反复上演。他恨那幕后主使的卑鄙，也怨江文渊为何不让自己当场辩白，更对陛下这“等候审查”的旨意感到惶惑不安——是信了他，还是弃了他？
几日下来，张诩茶饭不思，形容憔悴。看守他的老仆每日送来饭食与清水，并不多言，只是偶尔会放下一两本书籍，皆是经典史论。张诩起初无心翻阅，直到一日，烦闷至极，信手拿起一本，却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读至屈原遭谗被放，行吟江畔，最终怀石投江，他不由悲从中来，感同身受，险些掉下泪来。
然而，再读贾谊，虽亦壮志难酬，抑郁而终，但其《治安策》《过秦论》等雄文，却光耀千古，警醒后人。张诩合上书卷，陷入沉思。古来忠直之士，遭逢困厄者何其多也？或如屈原，以死明志，悲壮却无力改变现实；或如贾谊，虽身死，其言其策却能为后世鉴。
“我张诩若就此消沉，或愤懑而死，与国何益？与己何益？”他扪心自问，“那构陷我者，岂不正希望我如此？我若倒下，寒门学子士气必受重挫，崇文馆声誉受损，陛下和娘娘革新之志亦会受阻。”
他想起了入崇文馆时的雄心壮志，想起了石台讲会上挥斥方遒的激扬，更想起了皇后娘娘特意赏赐的那些书籍——尤其是那几本关于言官风骨与进谏之道的典籍。当时他虽觉有理，却并未深悟，此刻重忆，字字句句仿佛都有了新的含义。
“言官之责，在于匡正君失，裨补时阙。然进谏之道，非仅凭一腔血气，更需审时度势，讲究策略。直言敢谏是风骨，但若因言获罪，乃至授人以柄，牵连大局，则非智者所为。”书中之言，如警钟在他心中鸣响。
“我……我错了吗？”张诩第一次开始认真反思自己过往的言行。他抨击时弊，是出于公心，但方式是否过于直接、激烈？是否在批判旧制的同时，未能提出更稳妥、更具操作性的替代方案？是否在彰显自身锋芒的同时，忽略了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甚至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这种反思是痛苦的，如同刮骨疗毒。但张诩毕竟是聪慧之人，一旦开始跳出自身的委屈情绪，以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全局，便渐渐明白了自己的不足，也隐约窥见了这背后复杂的朝堂争斗。陛下和馆主将他保护性地禁足于此，或许并非惩罚，而是一种变相的保护，给他一个冷静和成长的机会。
想通了这一节，他心中的愤懑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他不能倒，更不能让关心他、期望他的人失望。
自此，张诩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不再焦躁不安，而是重新捧起书本，如饥似渴地研读经史子集，特别是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和能臣干吏的治国方略。他开始尝试将自己对选官制度的批判性思考，转化为更具建设性的、分步骤实施的改革策论。他将省身阁当成了另一个修行的道场，心无旁骛，学问反而愈发精进。
期间，江文渊曾来过一次，见他神态平和，专注学业，心中大感欣慰，知他已迈过心坎，成长了许多。江文渊并未多言朝局，只勉励他静心读书，等待云开雾散之日。
朝堂之上，因王御史的突然发难，焦点暂时从崇文馆转移到了汝南王府门下不法之事上。
都察院和刑部的“核实”不温不火地进行着，既未迅速结案，也未轻易放过，让汝南王司马钦如芒在背，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打点、辩解，暂时无力再对崇文馆发起新的攻击。而关于皇后干政的流言，在帝后联手展示的强硬姿态和巧妙反击下，也渐渐失去了市场，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皇后直接干预了朝政，反倒是汝南王府的丑闻一件件被翻出，孰是孰非，明眼人自有公论。
司马锐利用这个机会，迅速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他以“历练”“补缺”等名义，将几位与汝南王府关系过于密切、但罪名尚不致命的官员调离了关键岗位，同时提拔了一些中立或有才干的官员，其中就包括两位在崇文馆讲会上表现出色、家世清白的寒门学子之父兄。这一手，既削弱了汝南王的羽翼，又暗中表达了对寒门才俊的支持，无声地回应了之前的风波。
椒房殿内，慕容雪安心静养，胎象平稳。
朝堂上的消息，她通过婉芸和司马锐，了然于心。得知张诩在省身阁内沉心学问，有所领悟，她微微颔首：“看来此子确是璞玉，经此一挫，若能磨去棱角，留存锋芒，将来或可大用。”她并未再直接插手崇文馆事务，但通过赏赐书籍、暗示江文渊等方式，她的影响依然在悄无声息地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