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副打扮活脱脱一副内地小商行老板的样子。
他拎着个小藤箱子，里头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十几块零钱。
怀里还揣着仁义药行开的介绍信，是联系中药材生意的。
趁着没人，他走到一条大路上，拦了辆去城里的马车，谈好价钱就坐了上去，直奔城里。
还没进城呢，在一个路口，他就被一群巡警拦了下来，要查证件，还要检查。
章宗义一点儿也不慌，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
然后不紧不慢地从长袍内袋里摸出那封盖着仁义药行红印章的介绍信，递了过去。
巡警粗粗扫了一眼，看见药行的红印，又瞅见他穿得挺体面，就摆摆手让他过去了。
这些巡警穿着黑制服，戴着大檐警帽，腿上打着黑绑腿，腰上左边挎着警棍，右边挂着警用刀，腰后面还别着一截用来绑人的棉麻绳。
这就是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搞警政改革后的新式警察。
穿着打扮、身上带的家伙儿，跟过去的差役可大不一样了。
这是“清末新政”在城市管理上搞的“形象革命”，也是近代中国城市管理走向制度化、专业化的关键一步。
这些巡警不光管治安巡逻，还兼着管街道卫生、交通疏导和查户口，干的活儿已经很接近现代警察所负责的职责。
检查的时候，章宗义听见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说日本人的仓库着火了，货都丢了。
巡警们这么盘查，估计是清政府天津衙门在大仓商社仓库被抢被烧之后，在华界采取的配合缉匪的措施。
章宗义嘴角悄悄地扬了一下，查吧，你们要找的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进了城，章宗义让马车继续往日租界走。
还没到跟前呢，就看见日租界入口那儿已经戒严了。
日本的警察队和义勇队（就是日本侨民自己组织的武装）把日租界各个路口都封了，华人一律被拦在外面，不许随便进出。
街头巷尾气氛紧张得要命，巡逻的日本警察眼神冷冰冰的，对靠近的华人一个个都严格盘问。
章宗义远远地望着那些负责守卫和盘查的日本人，偷偷笑了笑，小日本那边越乱越好啊。
不过现在再想把他写的、挑拨日俄关系的信扔进哪个日本商社的院子，可就难了，根本没办法靠近。
也不能干等着，他轻轻咳了两声，把藤箱换到左手，右手很自然地扶了扶帽子，就转身离开了。
他找了个地方吃饭，下午买了第二天去北京的火车票。
晚上的时候，他来到海边，把帐篷空间的一些尸首全部处理了。
他也不想收，没办法，有时候需要布置现场迷局。
在章宗义忙活的时候，这会儿，俄国驻天津领事馆里，领事克罗斯托维茨正盯着桌子上那把带血的日本刺刀。
这是租界巡捕队长和一个叫巴图耶夫的商人送来的，汇报了他们商行库房的守卫被杀、货物被抢的情况。
克罗斯托维茨判断，这八成是栽赃。
干这种事的人，不可能粗心到把凶器直接丢在现场。
他安排巡捕队长加派人手加强巡逻，防止再出类似的事，同时要暗地里调查凶手。
安排完这些，克罗斯托维茨点了支雪茄，慢慢吐着烟圈。
既然现在的证据都指向日本人，那必须得找他们的麻烦。
日俄战争后，他们俄国是战败了，被迫签了《朴茨茅斯条约》，但俄国人对日本的恨意可从来没消。
他就要借这把带血的刺刀，在天津搅起一场新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