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他总觉得当兵靠的是一股子冲劲，现在才明白，光有劲儿不行，还得有脑子。父亲清醒时偶尔会给他讲些战场经验，说“打仗不是蛮干，得懂章法”，他就把这些话都记在本子上，和书里的理论对着看，常常一看就到后半夜。
回到家时，煤炉的火已经弱了，他添了煤，又给父亲掖了掖被角，才坐在桌前，借着台灯的光给贺红玲写信。
信纸是从父亲之前的旧公文包里翻出来的，带着点陈年的纸味。他握着笔，笔尖悬在纸上半天，才落下第一行字：“红玲，见字如面。”
想写的话有一肚子。想告诉她父亲夜里又咳得厉害，他守了半宿没合眼；想告诉她今天跑步时摔了一跤，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想告诉她院里的老槐树叶落光了，风刮起来像哨子，听得人心里发空，想说他认识了一个不错的朋友。
可笔尖在纸上顿了顿，终究还是转了方向。
“昨天院里的猫下了崽，三只，全是白的，跟雪球似的。刘大妈说要送我一只，我没要，怕照顾不好。”
“我现在练单杠，也越来越厉害了！”
“你寄的糖收到了，我给我爸含了一块，他说甜，还问是谁给的，我说是……一个好朋友。”
写到“好朋友”三个字时，他笔尖重了些，纸页上洇出个小墨点。他笑了笑，又往下写：“文工团的排练忙不忙？别总熬夜练琴，记得添衣服。上次你说琴弓松了，我托人在乐器厂问了，说有批新弓子，等我弄到了给你寄过去。”
絮絮叨叨写了两页纸，净是些家长里短的琐事，半句没提父亲的病，没说自己的累，更没提心里那点沉甸甸的焦虑。写完重读一遍，像在说别人的日子，轻快得不像他过的。
他折好信纸，塞进贺红玲寄来的信封里——那信封上印着文工团的地址，字迹娟秀，是她亲手写的。他摩挲着信封上“贺红玲”三个字，指尖像触到了她拉琴时绷紧的琴弦，心里忽然暖了些。
不能让她担心。他想。她在文工团该是意气风发的，练琴、排练、上台，日子该像她拉的《查尔达什》快板，明快又热烈。他这点辛苦，算什么？
过了约莫十天，贺红玲的回信到了。信封上沾着点松香末，拆开时，仿佛能闻到她琴盒里的味道。
“春生，你的信收到了。猫崽很可爱，下次寄张照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