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集团布防的湖口至宜昌段，情况同样糟糕。白崇禧虽号称有40个师二十五万人，却要防守近一千公里的防线，平均每公里不足二百五十人，兵力薄弱到极点。在湖北荆州，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驻守，军长张轸是蒋介石的嫡系，却与白崇禧不和，两人在兵力部署上矛盾不断——白崇禧要求张轸将主力放在长江南岸，防止解放军强渡；张轸却担心解放军从侧翼迂回，坚持要留一半兵力在北岸。
两人争执不下，部队迟迟无法展开部署，直到四月，第四十八军的防线还没完全构筑好。更严重的是，白崇禧的部队大多是桂系子弟兵，对蒋介石的“党国”毫无归属感，士兵们私下里流传着“打完这仗就回家种地”的说法，有的甚至偷偷与解放军地下党联系，准备起义。
国民党军的海军、空军支援，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海军的两个舰队，加起来只有三十多艘军舰，其中多数是老旧的炮艇，有的连主炮都无法正常发射。在长江下游的江阴江面，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原本是防线的“主力”，却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起义，投奔了解放军，不仅让国民党军失去了一艘主力舰，还暴露了长江防线的布防机密。
空军的四个大队，拥有的作战飞机不足一百架，且大多缺乏零件，能正常起飞的不到一半。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飞行员们每天只是象征性地起飞巡逻一圈，就赶紧返航——他们知道，解放军的高射炮部队早已部署在长江北岸，贸然深入只会送死。为了掩盖防线的虚弱，国民党当局大肆宣传“长江防线固若金汤”。
南京的报纸上，每天都刊登着“汤恩伯将军视察江防”“白崇禧集团严阵以待”的新闻，还配着士兵们在碉堡里训练的照片。可这些照片，大多是摆拍——有的士兵拿着步枪假装瞄准，枪里却没有子弹；有的碉堡里堆满了沙袋，看起来坚固，实则后面是空的。上海的广播电台更是夸张，声称“解放军若敢渡江，必将葬身长江”，还编造了“解放军在江北训练时淹死数千人”的谣言。
可这些谎言，连国民党军自己都不信——在芜湖的江滩上，有个年轻的士兵问班长：“班长，咱们真能守住长江吗？”班长叼着烟，苦笑着说：“守不住也得守，不然咱们去哪？”更让人愤慨的是，国民党军为了构建防线，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他们强征沿江百姓的船只，有的船主不愿交出船只，就被士兵殴打，甚至直接把船凿沉。
在江苏扬州，渔民周老汉的渔船被国民党士兵抢走，他跪在地上哀求：“这是俺养家糊口的命啊！”士兵却一脚把他踹开：“党国要打仗，你的船算什么！”抢走的船只，有的被用来架设浮桥，有的则被凿沉在航道里，试图阻挡解放军的船只。百姓们失去了生计，只能躲在江边的芦苇荡里，看着国民党军的暴行，心里对这个政权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三＞、见·“和平谈判”的骗局：李宗仁的
“划江而治”与蒋介石的“卷土重来”
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的天气还很冷，可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李宗仁派出的代表团抵达北平后，提出了“划江而治”的主张——以长江为界，江北归共产党，江南归国民党，双方停止战争，建立“南北朝”式的对峙局面。这一主张，表面上是“为了和平”，实则是国民党妄图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为后续“卷土重来”争取时间。
李宗仁之所以提出“划江而治”，既有桂系的私心，也有蒋介石的暗中授意。桂系一直想在江南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若能实现“划江而治”，李宗仁就能成为江南的“最高统治者”，摆脱蒋介石的控制。而蒋介石则把“和平谈判”当作拖延战术，他在溪口多次密电李宗仁，要求“谈判以保住长江防线为核心，绝不能让步”，同时下令汤恩伯、白崇禧加快加固江防工事，从台湾调运军火。
三月五日，蒋介石给李宗仁发去密电：“和谈可谈，但绝不能放弃南京、上海、武汉三城，否则党国无立足之地。待江防稳固，再图反攻。”为了让“和平谈判”看起来更真实，李宗仁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姿态——释放了部分政治犯，取消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还宣布“停止征兵、征粮”。
可这些措施，大多是表面文章：释放的政治犯，多是无关紧要的人物，真正的进步人士仍被关押在监狱里；特务机关虽被取消，却改头换面，以“国防部保密局”的名义继续活动；“停止征兵、征粮”的命令，在地方上根本没人执行，国民党军为了补充兵力，依旧强抓壮丁，有的村庄甚至被抓得只剩老人和孩子。
在安徽安庆，有个叫王小二的青年，刚结婚没几天，就被国民党士兵抓走，他的妻子追在后面哭，却被士兵用枪指着不许靠近。王小二回头喊：“俺会回来的！”可他刚到部队，就被派去修碉堡，没过多久就因劳累过度病死，尸体被随便埋在江滩上。
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的谈判中，更是处处耍手段、拖延时间。他们对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避而不谈，反而反复强调“国民党是执政党，应保留一定的权力”“军队改编要以国民党为主导”。当中共代表提出“必须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时，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竟以“需要请示南京”为由，暂停谈判，这一停就是十几天。实际上，张治中所谓的“请示南京”，不过是在等蒋介石的指令——他每天都要给溪口发报，汇报谈判进展，蒋介石则在回电中反复强调“绝不能妥协”。
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正式谈判。谈判开始后，中共代表拿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明确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条款，态度坚定却也保留了协商空间。可国民党代表团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草案中的核心条款百般刁难——他们反对“惩办战争罪犯”，认为“这会影响国民党的士气”；反对“彻底改编军队”，要求“保留国民党的核心部队”；甚至反对“废除伪宪法”，声称“这是国民党的立国基础”。谈判陷入僵局，中共代表多次耐心解释，强调“和平必须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可国民党代表团却始终不肯让步。
四月一日，国民党代表团回到南京，向李宗仁汇报谈判情况。李宗仁召集军政要员开会，讨论是否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会上，桂系将领白崇禧首先反对：“签了字，咱们的军队就没了，江南也保不住，不如拼一把！”汤恩伯也附和：“校长说了，长江防线能守住，咱们没必要妥协！”李宗仁看着众人，心里清楚，自己根本没有决定权——蒋介石早已通过亲信控制了军队、财政，若他签字，不仅会被蒋介石抛弃，还会遭到桂系内部的反对。最终，他以“需要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为由，推迟签字，继续拖延时间。蒋介石这边，早已做好了“谈判破裂”的准备。
四月五日，他从溪口前往上海，在复兴岛召开军事会议，要求汤恩伯“做好战斗准备，一旦谈判破裂，立即对江北解放军发起炮击”。他还亲自视察了上海的江防工事，对着士兵们喊：“共军没什么可怕的，长江是天险，他们过不来！等美国的援助到了，咱们就能反攻，夺回江北！”可他心里清楚，美国的援助根本指望不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早已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再给国民党政权提供大规模援助，甚至劝蒋介石“认清现实，体面退位”。
四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将修改后的《国内和平协定》交给国民党代表团，限定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最后期限。这份协定在战犯处理、军队改编等问题上做出了一定让步，却依旧坚持“彻底摧毁反动统治”的核心原则。国民党代表团带着协定回到南京，李宗仁再次召开会议，可此时的蒋介石已从上海回到溪口，他通过密电给李宗仁施压：“若签字，党国将万劫不复，你我都将成为历史罪人！”在蒋介石的威胁下，李宗仁最终决定拒绝签字。
四月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彻底关闭了和平大门。当拒绝签字的消息传到北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解放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而此刻的蒋介石，还在溪口做着“卷土重来”的白日梦。
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军虽渡江，然长江防线仍在，待其深入江南，我军再发起反攻，定能将其歼灭。”可他不知道，自己精心构建的长江防线，早已因民心背离、士气崩溃而不堪一击。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在丰镐房里呆坐了很久，最后对着墙上的孙中山画像，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知道，自己的“党国”，彻底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