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屿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脸上没有任何波澜，对老板笑了笑：“谢谢告知。不过，我不看这些。”他付了钱，拿起包好的书，从容地离开了书店。
尽管他选择无视，但通过这些零星的渠道，他还是大致了解了外界争论的焦点。这场风波，主要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
一派是激烈的批判者与质疑者。 这些人多以传统学院派画家、资深艺术评论家和部分坚守“艺术纯粹性”的业内人士为主。他们的观点尖锐而充满火药味：
“名人光环下的泡沫”： 他们尖锐地指出，沈屿画作的天价，完全源于他“诗人沈屿”和“《面朝大海》作者”的巨大名气，与画作本身的艺术价值毫无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粉丝经济”和“资本炒作”，是对严肃艺术的亵渎和侮辱。
“技法拙劣，不堪入目”： 他们从专业角度批判沈屿的画作，认为其素描基础不扎实，色彩运用“脏、乱、灰”，构图缺乏章法，油画技法更是“入门级都勉强”。将其作品与市场上同等价位的成熟画家作品对比，斥之为“小学生的涂鸦”。
“艺术市场的悲哀”： 他们将此现象上升为对整个艺术市场的批判，认为这是流量至上、资本狂欢时代的缩影，真正的艺术创作和审美标准正在被肤浅的名气和金钱所吞噬，是艺术的末日狂欢。
个人攻击与动机揣测： 甚至有人开始攻击沈屿本人，质疑他“炒作”、“想钱想疯了”、“用悲剧博取同情继而变现”，言辞刻薄，充满戾气。
这些声音，在专业的艺术论坛、某些媒体的评论版块以及部分社交平台上，占据了相当大的声量，形成了强大的批判浪潮。
而另一派，则是坚定的支持者与推崇者。 这批人成分复杂，包括一部分先锋艺术评论家、被沈屿诗文感动的读者、以及一些注重情感表达的年轻艺术家和收藏家。他们的论点同样鲜明：
“情感价值超越技法”： 他们承认沈屿的技法并非顶尖，但强调，艺术的核心是情感的表达与共鸣。他们认为沈屿的画作，尤其是与刘文静故事相关的《美人鱼》以及金沙滩的随笔，充满了“泣血般的真诚”和“生命临界的灼热感”，其情感冲击力足以弥补技法的青涩。这种“不完美”恰恰体现了艺术的“本真性”。
“诗画同源，意境至上”： 他们将沈屿的画与其诗作联系起来，认为其画作延续了诗歌中的意象、哲思与巨大的情感张力。画作是诗歌的视觉延伸，充满了文学性和叙事性，不能单纯用传统绘画标准来衡量。
“时代精神的记录者”： 他们认为沈屿的画作，尤其是《美人鱼》，记录了一段特定时代背景下，关于生命、爱、死亡与陪伴的珍贵个体经验，具有独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价值，是“活的历史”。
对批判者的反批判： 他们反驳那些技法的批评是“僵化的学院派偏见”，是“缺乏感受力的表现”，认为艺术应该拥抱多元化和新的可能性。他们赞赏沈屿不回应、不辩解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超然物外”的艺术家气质。
这两派观点在网络上激烈交锋，口水战不断，反而进一步炒热了“沈屿画作”这个话题，使得“沈屿”这个名字在艺术圈乃至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尽管这种关注充满了争议。
对于这一切，沈屿心知肚明，却真的做到了“置之不理”。他像一块被投入沸水中的坚冰，外部越是喧嚣翻滚，内心越是冷静清明。
他清楚地知道，这场争论的本质是什么——这根本不是关于他画作艺术价值的讨论，而是一场关于名声、利益、话语权、艺术标准定义权的混战。
他，和他那几张无意中流出的画作，不过是一个被各方借题发挥的符号和靶子而已。
参与其中，无论辩解、反驳还是迎合，都只会陷入无休止的纠缠，浪费心神，背离他追求内心平静的初衷。
他的价值，不需要通过别人的争论来定义；他的画，是画给自己的，无需向任何人证明。
他甚至觉得有几分荒谬和可笑。那些争得面红耳赤的人，有几个真正看过他的画？了解画作背后的故事和心情？
他们争论的，不过是一个被媒体和舆论建构出来的、符号化的“沈屿”罢了。
于是，他继续着他的生活。晨跑、阅读、画画、钓鱼、去孤儿院。外界的风暴，仿佛发生在一个平行的世界，与他无关。
他的画架上，依旧是他那些不为人知的、探索内心的抽象练习；他的钓竿旁，依旧是他放空的身影；他的书桌上，堆满了与这场风波毫无关系的书籍。
偶尔，在夜深人静时，他也会想起刘文静，想起金沙滩的阳光，想起那段沉重的旅程。他会拿出那个加密的硬盘，听一遍《美人鱼》。
歌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流淌，悲伤依旧，却多了一份被时光沉淀后的温暖与释然。他知道，真正的艺术，在于真实地活过、爱过、痛苦过、思考过。至于外界是褒是贬，是炒是骂，都不过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