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培拉的初春，阳光一扫伦敦的阴霾，明亮、清澈，带着一种干燥暖意。
联邦宫白色的砂岩外墙在蓝天下熠熠生辉，格里芬湖的湖面波光粼粼，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亚瑟回到了他那间熟悉的、可以俯瞰整个首都建设工地的书房。
这座城市又长大了一圈。
远处的议会山地基已经平整完毕，皇家理工大学的钟楼已经封顶，国家广播电台的信号塔高高耸立，如同一根指向天空的银针。
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积压的报告。
铁路、钢铁、银行、农业……每一份报告都代表着这个国家强劲的心跳。
然而，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一股不和谐的噪音，正悄然泛起。
他的私人秘书海斯将一叠当日的报纸轻轻放在了桌上。
海斯的神色有些凝重。
“殿下，欢迎回家。国内的民意总体上是积极的。但是，关于帝国会议的最终协议，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亚瑟拿起了报纸。
头条，《澳洲先驱报》，他自己的喉舌，标题是巨大的黑体字：
“一个伙伴，而非一个附庸！联邦代表团在伦敦赢得历史性尊重，国家自主权迈出关键一步！”
报道详尽地阐述了贸易自主权的胜利和海军委员会的突破。
而在它旁边，是老牌的、立场日趋保守的《悉尼纪事报》。
它的标题同样刺眼，却充满了质疑与煽动性：
“胜利的代价？一艘战舰换一个空名头！联邦财政面临被掏空风险，伦敦纳贡引发议会风暴！”
报道将亚瑟承诺资助英国建造一艘主力战列舰的行为，歪曲为一种屈辱的纳贡，是为了王子的虚荣而让澳大利亚人民买单。
文章用极具煽动性的口吻计算着，这笔巨款预计每年将分摊的巨额预算，足以在每个州都建立一所新医院或为一万个农场提供抗旱补贴。
亚瑟平静地放下了报纸。
他知道，这是必然的。
那种保守、短视、甘愿依附于帝国的思想，依然盘踞在许多人的头脑里。
这是一种比公开叛国更难对付的攻击。
因为它裹挟着部分民意，利用了纳税人对财政支出的天然敏感。
“议会那边，情况如何？”
亚瑟问。
“不容乐观，殿下。”
海斯低声回答，“总理先生提交的新财年预算案，正在联邦议会接受质询。反对党和一些独立的保守派议员，抓住了海军特别贡献款这一点，联合发难。他们威胁说，如果这笔预算不被拿掉，他们将否决整个财政法案。”
堪培拉，联邦议会大厦的会场内，气氛紧张得如同绷紧的弓弦。
财政部长乔治·特纳正站在讲台上，艰难地为预算案辩护。
“……这笔款项，是联邦作为帝国负责任的一员，为共同防务做出的合理贡献……”
他的话立刻被一声怒吼打断。
来自南澳大利亚的议员，亨利·哈里森先生，一个坚定的财政保守派，站了起来。
“合理贡献？特纳先生，这叫贡品！”
他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我们的人民在干旱中挣扎，我们的铁路还需要巨额投入，而你们却要把纳税人的血汗钱，整整几百万镑，送去一万两千英里之外的伦敦，去造一艘永远不会保卫我们海岸线的英国船！”
“我们被告知，我们赢得了经济自由，代价却是背上了财政的枷锁！我反对这项预算！我呼吁所有真正关心澳大利亚人民福祉的议员，都站起来反对它！”
哈里森的演讲极具感染力，他成功地将问题简化为澳洲农民的利益与伦敦的虚荣之间的对立。
会场内，支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总理迪金坐在前排，脸色铁青。
消息第一时间传回了联邦宫。
书房里，“殿下”，迪金焦急地说道，“情况很糟。哈里森的农民对战舰的比喻太毒辣了，它抓住了选民的心理。我们在议会里的多数席位并不稳固，如果强行投票，预算案很可能会被否决。一旦新财年的预算无法通过，政府将面临停摆！”
“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马歇尔教授也补充道，“这确实是一笔巨大的、看不到回报的非生产性支出。民众的不理解，是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