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港。
这座南太平洋最大的商业港口，此刻变成了一座疯狂的“巴别塔”。
海风中混杂着浓重的烟草、燃烧的煤烟以及未经处理的原木气味，曾经整齐堆放着美利奴羊毛包和昆士兰小麦袋的码头，现在被无数漆着暗淡颜色、没有任何明显标识的标准军用木箱所占据。
数十台蒸汽起重机喷吐着黑烟，它们的吊臂日夜不停地旋转，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将这些沉重的箱子，吊进那些悬挂着美国、挪威、希腊甚至南美小国旗帜的中立国商船的货舱里。这些箱子上用英文、法文甚至西班牙文潦草地写着“农业机械配件”、“建筑用波纹铁”或“医用营养补品”，但每一个在码头上干活的装卸工人都心知肚明，那些所谓的“机械配件”很可能是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野战炮零件，而“营养补品”里装的或许是高纯度的医用乙醚。
在悉尼皇家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馆和私人俱乐部里，挤满了操着各种生硬英语的外国人。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雪茄烟雾和焦虑的气息。
有神情焦虑、胡子拉碴、出手却异常阔绰的俄国采购员。他们挥舞着印有双头鹰国徽的银行汇票，疯狂求购能够抵御满洲严冬的物资：厚羊毛毯、罐装咸牛肉，以及急救手术中必不可少的高纯度的医用吗啡。为了哪怕提前一天发货，他们愿意支付惊人的加急费。
也有衣着考究、精明强干、锱铢必较的日本商社代表。他们像勤劳的蚂蚁一样穿梭在各个贸易公司之间，四处搜刮着市场上的每一吨可用的钢铁、每一袋智利硝酸盐和每一块塔斯马尼亚铜锭。他们对价格极为敏感，但在关键物资上却从不手软。
战争，将人类最原始的贪婪与求生欲，赤裸裸地展现在了这个远离战火的中立国度。
在岩石区的一家名为老水手的破旧酒吧里，几个喝得醉醺醺的外国水手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大声吹嘘。
“我告诉你们，那艘幸运星号，上次运了一整船“面粉”去旅顺，结果在黄海被日本人的巡洋舰截住了！”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希腊水手挥舞着酒杯，“日本人上船检查，撬开货箱一看，全是白花花的……硝酸铵！哈！那船长说是去天津做肥料生意的，日本人硬说是炸药原料，要扣船。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周围的人都凑了过来。
“船长拿出一张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开的证明，说这是美国农业部的项目！日本人敢动俄国船，但他们怕得罪美国爹，只能放行！那一趟，船长赚了这个数！”他伸出五个粗短的手指头。
“五千英镑？”有人惊呼。
“五万！每个人都分到了金币！”希腊水手大笑着，又叫了一轮朗姆酒。
这样的暴富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刺激着更多渴望冒险的人投身其中。走私，成了这个时代最暴利的行业。而悉尼，就是这些亡命徒和冒险家的大本营。
堪培拉，联邦宫，总理办公室。
“殿下，英国驻澳高级专员丁尼生勋爵昨天又来外交部抗议了。”迪金总理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显得十分头疼。他指着桌上那份用厚重的外交公文纸打印、措辞严厉的照会，“伦敦对我们毫无节制地向俄国人出售物资表示极度关切和强烈不满。他们强调，日本是帝国的盟友，而我们正在资助盟友的敌人，这种行为令人费解且不可接受。”
亚瑟坐在真皮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刚磨好的蓝山咖啡，姿态优雅而放松，神情轻松得就像在谈论周末的赛马：“迪金，你太紧张了，回复勋爵阁下，我们没有向俄国出售任何国际法明文规定的战时违禁品。我们卖的全是无害的民用物资。”
他放下咖啡杯，掰着手指头数道：“羊毛，是为了让可怜的西伯利亚农民度过寒冬，这是出于基督徒的仁慈，罐头是为了解决远东地区因战乱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饥荒。至于那些硝酸盐……哦，上帝作证，那当然是作为优质农业肥料出口的，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俄国农民会拿它去干什么？”
“可是，殿下，”迪金苦笑道，“每个人都知道那些肥料最后会变成什么。丁尼生勋爵不是傻瓜，他甚至暗示如果我们不收敛，伦敦可能会考虑在金融上对我们进行限制。”
“限制？”亚瑟语气中多了几分冷硬“艾尔弗雷德，我们是拥有完全自治权的中立国。中立国的权利就是与交战双方保持正常的非军事贸易。这是国际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不是伦敦官僚的恩赐。”
他站起身，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无数钢筋水泥的骨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正是用战争赚来的钱浇筑的。
“更重要的是，伦敦必须明白一点：我们之所以要拼命赚钱，是为了什么？”亚瑟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看着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