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的伯尔尼，夏末的阳光温暖宜人，石板路上的马蹄声清脆悦耳，克拉姆街49号的公寓里，气氛却远不如窗外的天气那般轻松。
这间公寓堆满了书籍、手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狭小的客厅里来回踱步，他的妻子米列娃，抱着幼子汉斯，沉默地坐在沙发上，她的眼神，在丈夫和桌上的两封信之间游移，充满了焦虑和渴望。
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封信。这两封信，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封，是刚刚收到的、来自苏黎世大学的正式信函。
信中，他那位一直对他持保留态度的导师海因里希·韦伯教授在信中写道：他仔细阅读了阿尔伯特今年发表的几篇“颇具趣味”论文后，终于松口，以一种施舍般的口吻，同意推荐他担任大学的无薪讲师。
这是一个没有底薪、全靠学生听课费糊口的职位。这是欧洲学术圈给予他的侮辱性的认可。这是一个笑话。
另一封，则是四个月前，由迪金和地质学泰斗埃奇沃思·戴维教授亲手递交的、来自万里之外澳大拉西亚联邦的邀请函。
这份邀请函，提供了最丰厚的条件：皇家科学院荣誉院长，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终身所长职位；他现在专利局年薪二十倍的巨额津贴；以及一个独立的研究基金。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在过去的四个月里，爱因斯坦并没有因为这份来自澳洲的天价邀约而停止思考。恰恰相反，在摆脱了专利局枯燥工作的心智束缚后，他爆发了。他知道，那位远在堪培拉的王子殿下也在等待他的答卷。
3月，他寄出了关于光量子的论文。 5月，他完成了关于布朗运动的论文。 6月，他寄出了那篇彻底颠覆了牛顿时空观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此刻，他的大脑中，正在孕育着那个更可怕的想法：质量与能量的关系。
他用大脑，在短短几个月内，向整个旧世界的物理学大厦发起了进攻。
然而，回应，就是桌上那封无薪讲师的聘书。
“阿尔伯特，”米列娃的声音有些颤抖，她渴望离开伯尔尼，但苏黎世至少是熟悉的，“苏黎世……离我们的家很近。虽然没有薪水，但那至少是一个开始，一个重返学术圈的开始……韦伯教授他，他至少承认你了。”
爱因斯坦停下了脚步。他走到了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慢悠悠驶过的有轨电车。
“一个开始？”他低声自语，声音中带着一种深深的嘲讽，“米列娃，他们看不懂。就算看懂了，他们也假装没看见。”
“韦伯给我这个职位，是因为他觉得我的布朗运动论文，还能派上点用场。他愿意给我一个修补匠的职位。
他转过身，眼中燃烧着一种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