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哥，舆论战已经打响。我担心，接下来他们会尝试寻找我们内部的心理防线薄弱点。加强对所有研究人员，尤其是家属在海外或面临特殊困难人员的心理支持和背景动态监控。”
“明白。”张锋的回答简短而有力。
就在林默布置内部维稳工作时，“智脑”弹出一条新的预警信息：监测到有不明势力，开始通过网络和线下渠道，接触几位曾在“蓬莱”项目初期参与咨询、但后期因理念不合或资质不足而离开的生物学学者，试图从他们口中套取关于项目“内部争议”和“潜在风险”的所谓“证词”。
“焚书同盟”的触角，比想象的伸得更长，也更毒。
位于法国巴黎的一家历史悠久、装饰华丽的学术会议厅内，一场名为“生命伦理与人类未来”的高端国际论坛正在举行。台下坐满了各国记者、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一些关心此事的公众。论坛的实况通过多家国际媒体向全球直播。
站在演讲台后的，是满头银发、德高望重的牛津大学伦理学教授，阿尔弗雷德·哈灵顿爵士。他以深刻的哲学思辨和对科技伦理的保守立场闻名于世，被誉为“欧洲学术良心的守护者”。此刻，他正以一种饱含忧虑和深沉责任的语调发表演讲，题目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与僭越的代价》。
“……自人类学会使用火，掌握工具，我们便一直在试探自然的边界，挑战神所设定的秩序。”哈灵顿教授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会场，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染力，“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基因编辑技术，特别是某些机构正在秘密研发的、旨在彻底重构生命蓝图的所谓‘生命法典’。”
他引经据典，从古希腊神话谈到中世纪炼金术，再从工业革命的副作用谈到克隆羊多莉的伦理争议，巧妙地将“生命法典”技术与历史上所有被视为“禁忌”和“僭越”的行为联系起来。
“我们必须要问，”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扫过全场，显得无比真诚和严肃，“谁赋予了少数人扮演上帝的权利？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道德，来承担这份改写生命序列所带来的、波及整个物种乃至生态圈的无限责任？”
他并没有直接指责“生命法典”会制造怪物，而是从更“高尚”的哲学层面发起攻击：
“这项技术，本质上是将生命，这宇宙间最伟大的奇迹，降格为可以被任意编辑的代码。它消解了生命的神圣性和独特性，将人变成了可以定制的产品。这将导致何等的价值虚无？”
“更进一步，当延长寿命、增强能力成为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商品时，我们所珍视的平等、公平将何在？一个基于基因优势的、固化的超级阶级社会是否将成为我们的未来？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物种的分裂的开始？”
哈灵顿教授的演讲，逻辑严密，充满人文关怀，立刻在全球知识界和精英阶层中引发了巨大的共鸣和深思。相比于媒体简单粗暴的“怪物论”，这种来自顶级学者的、充满哲学思辨的批判，显得更加“高级”，也更具杀伤力。它成功地将“生命法典”定位为一种对基本人性和社会伦理的终极威胁。
“蓬莱”基地内，陈淑华院士和一些研究人员也观看了部分演讲片段。
“荒谬！”一位年轻研究员愤愤不平，“他把我们拯救生命、对抗疾病和衰老的努力，说得像是犯罪！”
陈院士却面色凝重：“不，这才是最危险的。哈灵顿这样的人，他们的言论会影响决策者和知识精英。他为我们设定了一个无法自证的两难困境——要么承认技术风险放弃研究，要么就被打上‘伦理沦丧者’的标签。”
林默沉默地看着屏幕上哈灵顿教授那张充满“正义感”的脸。“智脑”适时地在他个人的显示屏上弹出了一份背景分析报告：哈灵顿教授主持的多个“非营利”伦理研究所，其最大的匿名捐赠方，与“永生制药”控制的慈善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人还是“环球基因”旗下某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每年领取着高额的“咨询费”。
“看，这就是‘伪善的学者’。”林默将报告共享给陈院士，“他们披着学术和伦理的外衣，挥舞着道德的大棒，服务的却是资本和旧秩序的利益。他们害怕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可能带来的、他们无法掌控的变革。”
就在这时，林默接到了来自高层的加密通讯。通讯那头的声音沉稳，但带着一丝不容忽视的压力：
“林默，国际上的舆论压力很大，尤其是学术界的这些声音，影响很坏。很多友好国家也向我们表达了关切。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你们必须尽快拿出应对方案，不能任由事态恶化。必要时，‘生命法典’的临床推进速度，是否可以适当……”
林默深吸一口气，打断了对方的话：
“请放心，我们自有安排。因噎废食，才是对文明最大的犯罪。临床计划，绝不会因此延迟分毫。”
挂断通讯，林默知道，来自内部的压力，已经初步显现。哈灵顿们的话语，已经开始产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