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馆前，沈亦臻在电子展柜旁摆了个留言本。第一页是柳加林写的：“做生意和做人一样，得让人家信你。”第二页是张芳芳的字：“最难的不是赚钱，是守住心里的秤。”
暮色漫进博物馆时，电子屏还亮着，日记里的字迹在灯光下泛着暖光。张芳芳望着那行“他说‘有事冲我来’”，忽然想起柳加林昨天在茶室说的话：“当年挡在门口，不是有多勇敢，是怕她受委屈——一个城里姑娘，在乡下遭罪，我得护着。”
原来所有的坚硬，背后都藏着柔软；所有的冲锋，都是为了守护。就像那本知青日记，纸页虽脆，却记着最结实的日子；就像那些折线纹，看似简单，却缝起了两代人最温暖的牵挂。
而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真相，从来不是为了追究谁对谁错，是为了让后来人知道，日子再难，也有人心换人心，也有风雨里的相守，把苦日子，熬成了甜。
离开博物馆时，悦昕把那片核桃叶夹进了留言本。月光透过玻璃展柜，照在叶纹上，像给往事盖了个温柔的章。
她知道，明天会有更多人来看这些日记和举报信，看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勇敢与善良，然后明白：最好的“商战”，从来不是打败对手，是守住自己，守住那些值得守护的人。
留言本在晨光里摊开，第三页多了行稚嫩的字，是老赵的小孙子写的：“爷爷说，柳爷爷的拐杖比金箍棒还厉害。”旁边画着个歪歪扭扭的拐杖，杖头顶着朵糖糕似的花。
张芳芳看着字笑出了声，转身时撞见钟伟站在展柜前，指尖隔着玻璃，轻轻点着日记里“钟志刚”三个字。他眼圈泛红，手里拎着个布包，打开是本泛黄的工作手册，是他父亲当年在食品店帮忙时记的账：“3月7日，帮张同志挑核桃到公社，得桃酥两块，儿子说香。”
“我爸总说，当年举报是怕你们走偏了。”钟伟的声音带着沙哑，“他夜里总翻这本手册，说‘张同志的账算得比公社的算盘还清，一分一厘都贴补给乡亲了’。”
他把手册递给张芳芳，“这也该放进展柜，让大家知道，当年的怨，底下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敬。”
柳加林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手里捏着块芝麻糖，是从张芳芳分的那包里留的。“给。”他塞给钟伟，“你爸当年最爱吃这个，总说‘甜能压苦’。”
钟伟接过糖，糖纸在手里捏出了褶皱。“柳叔，我爸临终前说，当年你在公社替张姨求情，他躲在槐树后看着，拐杖在泥里戳出的坑，比他写举报信的字还深。”他忽然鞠了一躬，“他让我给您带句话——‘对不住了，当年我没敢站出来’。”
阳光透过博物馆的天窗，在展柜上投下菱形的光斑，像块透明的糖。张芳芳把钟志刚的工作手册放进电子展柜，和日记、举报信并排陈列。屏幕上，三条折线缓缓交汇，织成个稳固的三角，像座看不见的桥。
“这才是全乎的故事。”老周拄着拐杖进来，手里举着个铁皮哨子，“当年柳加林在公社站到天黑，是我吹哨子让食堂留了俩馒头，他揣着馒头往回走，说‘芳芳准没吃饭’。”
哨子上还留着牙印，是当年柳加林急着吹给张芳芳报信时咬的。
悦昕赶紧把哨子接过来，对着麦克风试了试，“嘀”的一声清亮，惊飞了窗外的麻雀。“这得录进声音展柜，”她眼睛发亮，“和老周头的《珍珠塔》、李阿婆的揉面声凑一起，才是当年的热闹。”
中午在博物馆的临时茶歇处，柳加林给大伙分芝麻糖。钟伟咬了口，忽然笑了：“真像我爸说的，甜得能把苦日子泡软了。”
他看着张芳芳和柳加林，“我在环球经纬的辞职信递了，想回庆丰办个农产品合作社，用你们当年的法子，把山里的好东西往外运。”
“那得学张姐记账。”柳加林的拐杖在地上磕了磕，“一分钱的账，也得记出人情来。”
张芳芳从包里掏出本新账本，递给他：“第一页空着，等你做成第一笔生意，我来题字。”
钟伟接过账本，指尖划过崭新的纸页，忽然想起小时候趴在食品店柜台上，看张芳芳记账，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像春蚕在啃桑叶。
那些被怨遮住的时光，此刻全活了过来——是父亲手册里的桃酥香，是柳叔拐杖下的泥坑，是张姨账本上的墨迹，都藏着同一个理：日子再拧巴，也拧不过人心底的热。
闭馆时，电子展柜的屏幕暗下去，最后定格的画面里，三条折线织成的三角里，多了行字：“所有的对错，终将在岁月里和解。”晚风穿过展厅，吹动留言本的纸页，哗啦啦的响，像有人在轻声念着那些没说尽的故事。
张芳芳牵着柳加林的手走出博物馆，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拐杖的影子和她的布鞋影子并排走，像年轻时在庆丰的青石板路上那样。“回家吧，”她说，“该给启轩他们包饺子了，钟伟也来，多和点面。”
柳加林的拐杖在地上磕出轻快的响，像在应和。远处的岑港大桥亮了灯，桥灯的光顺着风飘过来，落在两人身上，暖得像块刚出炉的糖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