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以最沉痛的语气哀悼先帝驾崩，歌颂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和自己“闻丧痛绝，五内崩摧”的深切哀思。这部分情真意切，符合人子之道。
接着，笔锋一转，描述自己闻此噩耗后，“如遭雷击，邪风入络，以致口眼喎斜，半身麻木，言语蹇涩”，已然是一个废人。他详细“描述”了病发时的惨状，甚至提到了“痰壅气闭，几近昏聩”，为日后的“病重”打下伏笔。
然后，是核心的“忏悔”与“表忠”部分。他深刻“检讨”自己昔日“性情狷狂，愚昧悖谬”，“屡违父皇教诲，多有忤逆”，“扪心自问，罪愆深重”。转而深切感激皇兄“宽仁厚德，泽被苍生”，更“念及兄弟之情，宽宥臣之过往”，言辞恳切，几乎声泪俱下。
最关键的部分来了：他主动请求交还先帝赏赐的所有护卫兵马（实际上经过历年削减，已所剩无几），自请解除一切兵权。并言辞恳切地表示，乐安乃北方要冲，自己一个“行将就木之废人”藩王在此，不仅于国无益，恐“徒惹物议，使朝廷不安”，因此“泣血上奏”，恳请皇兄念在兄弟情分上，允许他移藩到云南、贵州等偏远烟瘴之地，“苟延残喘，了此残生”，以示自己绝无二心，只求“沐浴皇化，永作太平之藩王”。
最后，他再次表达对皇兄的绝对忠诚，祝愿新皇“龙体康健，国祚永昌”。
这封奏表，堪称政治公文写作的“典范”。它精准地抓住了新帝登基后渴望稳定、同时又对强藩充满猜忌的心理。通过极致的自我贬低、主动放弃权力和请求远徙，将一个“幡然醒悟”、“病入膏肓”、“只求活命”的落魄藩王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韦弘记录完毕，已是额头见汗。他捧着墨迹未干的奏章，声音微颤：“王爷……此表……是否过于……谦抑？”他本想用“卑微”二字，临到嘴边改了口。这完全不是汉王殿下的风格，甚至有些……无耻之尤的摇尾乞怜之感。
朱高煦躺在枕上，虚弱地摆了摆手，眼中却闪过一丝林瀚式的冷冽与智慧的光，低声道：“照写……用印……八百里加急……立刻发出。”他顿了顿，补充了至关重要的一句：“奏表内容，可适当让京城来的那些‘客人’（指朝廷眼线），‘无意中’知晓一二。”
韦弘浑身一震，瞬间明白了王爷的深意。这不仅是上书，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主动的“信息泄露”，是要将汉王“病重怯懦”的形象，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同时、且更具说服力地传递到北京，传递到新皇的御案前！
这不是懦弱，这是最高明的战略欺骗！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断！
“臣……遵命！”韦弘深吸一口气，看向朱高煦的目光，已从之前的惊疑不定，彻底转变为一种混合着敬畏与折服的复杂情绪。王爷经此大变，简直如同脱胎换骨！
“另外，”朱高煦继续吩咐，声音虽弱，却条理分明，“传令王府上下，自即日起，一切用度从简，裁撤冗余仪仗，闭门谢客，为先帝守制。凡有敢私下议论朝政、煽动是非者，无论何人，立斩不赦。”
他要将“悲痛”、“病弱”和“恭顺”的姿态，从一纸奏表，扩展到整个乐安汉王府的每一个角落，营造出一种万念俱灰、只求自保的整体氛围。
韦弘领命而去，着手安排。寝殿内重归寂静。
朱高煦独自躺在榻上，望着雕花的帐顶。第一步已经迈出，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一步不得不走的棋。他将自己放在了最卑微的位置，剥除了所有的爪牙，只为了换取那渺茫的、却是唯一的生机。
矛盾论告诉我们，矛盾双方的力量会此消彼长。我主动示弱，就是暂时强化皇权的优势，弱化我这个藩王的威胁，促使矛盾缓和。但这只是策略，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在这缓和的间隙里，悄悄积蓄属于我自己的力量。
生存的棋局，已然布下第一子。而下一子，将更加残酷，也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