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奏！”皇帝斩钉截铁，“朕赐你临机专断之权！都察院内外，凡有不职者、心怀异志者，卿可先行黜退，后奏朕知！朕与你做主！”
“臣！顾佐！领旨谢恩！必竭尽全力，为陛下重塑一把锋利的清廉之剑！”顾佐重重叩首，声音中充满了决绝与使命感。
任命顾佐的旨意旋即明发天下，朝野为之侧目。谁都清楚，“顾铁面”上任，都察院必将迎来一场腥风血雨般的整顿。
顾佐雷厉风行，即刻赴任。他并未急于对外纠劾，而是首先刀刃向内，依据平日考绩、风闻及密查，对北京、南京两都察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清洗。短短数日之内，共计四十三名御史、经历、都事等官员因“老疾”、“疲软”、“不堪任事”或“声名有污”等缘由被革职、降调或勒令致仕。其动作之迅猛、判断之果决、处置之严厉，令人瞠目结舌，都察院内一时间风声鹤唳，却也风气为之一肃！
空出的职位，朱瞻基与顾佐亲自把关，从翰林院、六科廊及地方干吏中，遴选了一批年富力强、素有清望、勇于任事的官员充任，并规定所有新任御史，必须经过严格考选与实务培训方可上任。
紧接着，朱瞻基颁布《钦定宪纲事类》，对都察院的办事程序、御史出巡规范、纠劾奏报格式等进行了详尽规定，使其运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极大提升了效率与规范性。
更为重要的是，朱瞻基极大地扩展了都察院的职能范围，赋予其两项全新的核心使命：
一、重建天下兵员名册（“清军”）。命都察院派遣御史分赴各都司、卫所，彻底清查军户、核实兵员、点验器械、核校粮饷，旨在革除“吃空饷”、兵员虚冒、军屯侵占等积弊，务求摸清帝国真实军力，重振武备。
二、巡视边境各省（“巡边”）。定期派遣资深御史巡阅九边重镇，稽查边将是否恪尽职守、边防是否坚固、粮秣是否充足、与边外部落往来有无弊端，并可直接向皇帝密奏边情，使朝廷对边疆动态了如指掌。
这两项新职能，将都察院的监察触角，从传统的官员个人品德与政务纪律，延伸至帝国的军事命脉与边防安全，其权柄与责任空前加重。
这一系列组合拳下来，整个大明的官僚体系为之震颤！以往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如今在“顾铁面”和焕然一新的都察院面前，很可能意味着立刻丢官去职，甚至下狱问罪。官员们行事无不谨小慎微，效率竟也提高不少。朝廷政令，为之一畅。
更深层次的变化，则在朝堂的权力格局中悄然发生。
首当其冲的，便是以“三杨”为代表的、长期以来稳坐文官集团顶端的元老重臣们。杨士奇因教子无方引咎闭门思过，虽不久后即在皇帝慰留下重返内阁，但其声望与话语权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以往，内阁票拟、部院执行、言官拾遗补缺，虽各有职分，但“三杨”尤其是杨士奇的意向，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如今，一个强势、独立且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都察院横空出世，其触角深入军政各个角落，拥有了封驳、弹劾、巡查、考绩复核等空前强大的权柄，使得皇权绕过传统文官体系、直接掌控全局的能力大大增强。“三杨”在处理政务时，不得不更加考虑都察院的监督和皇帝的最终态度，其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时期，已然一去不复返。
其次，朝堂上原本或明或暗的派系对立和山头主义，在都察院这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得到了显着的遏制。以往，官员升迁贬黜，往往需考量师承、籍贯、同年等关系，彼此袒护、党同伐异之事并不鲜见。如今，顾佐领导的都察院只认法度规章与皇帝圣意，不认任何派系人情。任何试图结党营私、互相攻讦的行为，都可能被都察院敏锐地捕捉并予以无情打击。官员们为了避嫌自保，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务实任事之中，以往那种围绕某个核心人物形成的松散政治联盟，其凝聚力大为减弱。朝议的风气，也从过去的暗流涌动、相互倾轧，转向更加注重实务和效率，虽然谨小慎微，却也更加清明。
朱瞻基通过擢用顾佐、重塑都察院这一招，看似只是整顿吏治，实则是一石数鸟的精妙权术。他不仅得到了一把锋利的、直接掌握的监察利剑，更借此巧妙地打破了永乐、洪熙以来逐渐固化的、以靖难勋臣和资深文官为核心的旧有权力平衡。他并没有粗暴地剥夺“三杨”等老臣的权力，而是通过引入一个强大的制衡力量（都察院），极大地增强了皇权的主动性和控制力，将朝政的主导权更牢固地抓在了自己手中。原本看似根深蒂固的政治格局，竟被他以雷霆手段加之制度创新，在短短时间内，便有效地“打散”并重构，呈现出以皇权为核心、都察院与内阁部院相互制衡监督的新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