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婉的密报和李贞的指示下达后，洛阳城内的气氛，肉眼可见地绷紧了些。程务挺的动作很快，或者说，北衙禁军那些被操练得嗷嗷叫的悍卒们，早就憋着一股劲。
短短几天，以“稽查奸细、整肃京畿”为名，南北衙的兵士在洛阳两市的各色场所出入频繁。
特别是几家规模较大、背景复杂的赌坊、货栈，被重点“关照”，账目被查，人员被盘问，虽未直接抓人封店，但那架势足以让不少人心惊肉跳。
几家背后有些势力的赌坊老板，托关系递话到某些官员那里，得到的回应却含糊其辞，甚至避而不见。风向变了。聪明人开始缩起脖子，收敛爪牙。
那家“千金散尽”赌坊老板的“暴毙”，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虽未激起滔天巨浪，但沉下去的阴影，让潭底的某些生物感到了不安，开始向更深处隐匿。
就在这表面平静、内里暗流涌动的当口，另一场风波，却在代表帝国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内，以更公开、更激烈的方式爆发开来。
这场风波的源头，是一封由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之孙、国子博士孔纬领衔，十七名博士、助教及近百名监生联名签署的奏疏。奏疏文辞华美，引经据典，但核心意思尖锐如刀：直指当前科举取士与士林风气之“弊”。
“……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经史者，士人之根本，礼义之渊薮。然观近年选士，有重‘明算’、‘明法’、‘格物’等末技之倾向。
此等专科，虽云实用，然究其根本，不过器用之学，锱铢之技。朝廷稍开其门，本为广纳贤才，补经义之不足。
奈何功利之心日炽，竟使无数士子弃圣贤之大道，逐锱铢之小利。或埋首于九章勾股，或沉溺于律令条文，或耽玩于奇巧淫技，于《诗》《书》《礼》《易》《春秋》之微言大义，反漠然视之，或浅尝辄止……”
“……长此以往，士不知礼，何以修身？臣不通道，何以治国？朝堂之上，若尽是锱铢必较、工于算计之辈，而无通晓经义、明辨是非之君子，则礼崩乐坏，国之不国，不远矣！
臣等伏请陛下明察，重申‘进士科’为取士之正途，明定其授官、升迁优于诸科。至于明算、明法等科，可存其名，然录取之额，当严加限制，以正视听，以端士习……”
奏疏经由通政司，直抵御前。皇帝李弘览毕，未置可否，只按惯例批了“着内阁并吏、礼、工、户诸部议处”，便将副本发还国子监，同时将原件送至清晖殿，请李贞过目。
这封奏疏如同一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文坛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
它所抨击的，不仅仅是几门专科，更是近年来随着“格物”之学兴起、铁路修建、工坊新政、市舶司扩张而逐渐形成的某种“重实务、重效益”的社会风向。
更微妙的是，奏疏中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隐约将“公主下嫁工匠”、“女子为首辅”等“有乖伦常”之事，与这股“重利轻义”的学风败坏联系了起来。这触动了太多人的神经。
支持者众。尤其是一批以经学传家、自诩清流的官员，以及许多苦读经书多年、将进士及第视为唯一正途的世家、官宦子弟，仿佛找到了主心骨和发泄口。
孔纬的学舍一时间门庭若市，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称其“卫道直言”、“振聋发聩”。
国子监内，那些专攻经学的博士、学生，走在路上腰杆都似乎挺直了几分，看向隔壁“明算”、“明法”学舍的目光，也带上了毫不掩饰的优越与批判。
反对的声音同样激烈。革新派官员，尤其是与实务紧密相关的部门，如工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赵明哲、户部主持工作的侍郎、以及以明察善断着称的狄仁杰等人，反应尤为强烈。
狄仁杰在接到奏疏副本的当天，便写下驳议，针锋相对：“……孔博士所言，看似持正，实则偏颇。治国如烹小鲜，盐梅相济，方成其味。
经义礼法，国之盐梅，不可或缺；算术律令，工巧营造，亦国之梅盐，岂可偏废？昔太宗皇帝开文学馆，广纳贤才，未闻独重一经。今陛下开专科取士，正为补经义取士之不足，使野无遗贤，各尽其能。
近年来，明算科出身者，于户部理财，条分缕析，国库日丰；明法科出身者，于刑部、大理寺断案，明察秋毫，狱讼渐清；格物之学，更助工部改良器械，开河铺路，利国利民。
此皆‘末技’乎？若此为末技，则何以解民生之困，增国家之利？……若言习专科者皆逐利忘义，则置那些寒窗苦读、欲以一技之长报效国家、改善家境的寒门学子于何地？
难道唯有熟读经书、高谈阔论，方为君子，务实做事者，便成小人？此非求才之道，实乃堵贤之路也！”
赵明哲的回应更为直接，他甚至在一次小范围的部堂会议上，将那份奏疏拍在桌上：“胡说八道！没有算学，如何清丈田亩，收取赋税？没有律法，如何断案决狱，平息纷争？没有格物之学，如何改良织机，修建铁路？
让他们那些只会背书的博士，去算算黄河汛期的水量，去断一断洛阳南市的商业纠纷，去给我造一台能自己抽水的筒车试试？站着说话不腰疼！”
双方的争论迅速从奏疏往来，升级到公开的辩难。国子监内，孔纬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几乎每日都在学舍、廊下、甚至饭堂中爆发激烈的争吵。
言辞从学术观点，迅速上升到“义利之辨”、“王霸之辨”，甚至隐晦地涉及“华夷之辨”。
这一日，矛盾终于在国子监的“论道堂”公开爆发。这原是监内博士、学子们定期举行讲论、切磋学问的场所。孔纬一方事先放出风声，要在此“阐发经义，匡正学风”。狄仁杰、赵明哲闻讯，亦不请自来。
论道堂内，人头攒动。上首坐着几位德高望重、暂时中立的宿儒博士。左边，以孔纬为首，簇拥着数十名经学博士和监生，人人宽袍大袖，神色肃穆。
右边，狄仁杰、赵明哲坐在前排，身后跟着不少年轻的官员和监生，其中不乏明算、明法科的学子，他们衣着相对简朴，神情大多紧绷，带着一种被压抑已久的愤懑。
孔纬四十许人，面容清癯，三缕长须，一身洗得发白的儒袍，坐在那里，自有一股渊渟岳峙的气度。
他缓缓开口，声音清朗，引经据典，从三代之治讲到秦汉得失，从孔孟之道讲到本朝典制。
孔纬的言论，核心无非是“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认为当前过分强调“器用”、“实利”，是舍本逐末，败坏士风，动摇国本。
他记忆力极佳，旁征博引，将《五经正义》乃至诸多先贤注疏中的相关论述信手拈来，滔滔不绝，听得不少监生如痴如醉，频频点头。
“……是故，士之所学，当以明道为先。道不明，则器虽利，适足为祸。昔公输子之巧，莫邪之利，不施于仁义，反为戕身之斧。
今有人弃圣贤大道于不顾，终日汲汲于奇技淫巧，锱铢必较，此与商贾何异？长此以往，士将不士，国将不国！诸位，慎之，戒之！”孔纬语重心长，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赢得左边一片喝彩。
狄仁杰待他话音落下，方才不疾不徐地开口：“孔博士宏论，仁杰受益良多。然博士所言‘道’与‘器’，似乎将二者截然对立，仿佛重‘器’则必轻‘道’，习‘技’则必忘‘义’。在下不才，窃以为不然。”
他顿了一顿，目光扫过全场：“《易》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可见，道器本一体，器以载道，道以制器。无器，道为空谈；无道，器为凶兵。匠人制犁，是为利农耕，此非仁政乎？
医者研药，是为救死伤，此非仁心乎？算者计国用，是为足仓廪，此非义举乎？何以习此便是重利轻义？”
孔纬微微蹙眉：“狄寺丞所言，似是而非。匠人、医者、算者，其业虽有用，然其道小矣，岂可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相提并论？士人当志于大道，岂可沉溺小道？”
“孔博士所言大‘道’，自然是治国平天下。”赵明哲忍不住插话，他性子比狄仁杰急，声音也洪亮，“可敢问孔博士，若不识天时，不知地理，不懂民生疾苦，不明钱粮刑狱，这国，如何治？这天下，如何平？
空谈仁义道德，能让黄河不决口？能让边关将士吃饱穿暖？能让天下无讼、狱中无冤？”
他越说越激动，直接站起身，从袖中取出一卷纸，唰地展开，上面是一道复杂的河道土方核算题，数据密密麻麻。
“孔博士，还有诸位经学大家，赵某不才，请教一道简单的‘末技’。此为题目，乃工部治理汴河一段所需计算。若按旧法征发民夫，需多少人工，多少日，耗粮几何？若采用新式滑轮组与独轮车配合，又可节省几何？
这其中人力、物料、工期、钱粮损耗，如何统筹，方能最快、最省、最稳妥？哪位精通‘大道’的君子，能为赵某解惑，指点一下这‘末技’该如何解？”
他将题目举起，朝向孔纬及其身后的博士、监生们。偌大的论道堂，瞬间安静下来。那些方才还在为孔纬喝彩的监生，看着纸上那些陌生的数字和图形，面面相觑，无人出声。
几位博士捻着胡须，眉头紧锁，显然也在努力理解那些符号和问题，但一时语塞。
孔纬脸色有些发青，沉声道：“赵尚书！此乃工曹胥吏之琐事，焉用在此大雅之堂讨论？治国当抓其纲要，岂可陷于此类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