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二月，惊蛰前后。
西北高原的风，裹挟着黄河上游的泥沙，在陇东大地上呼啸盘旋。这风刮过干涸的沟壑，掀起遮天蔽日的黄土；刮过光秃秃的塬顶，发出如泣如诉的呜咽。就在这天地一片昏黄之中，一支望不到头的队伍，正沿着古老的驿道，自东向西，沉默而坚定地行进。
这正是独立师。
自去年十二月离开西安地界，这支队伍已在路上走了四十余天。四十余天，一千二百余里路，从八百里秦川到陇东高原，从渭河平原到黄河峡谷。他们穿越了十三个县，渡过了七条河流，翻越了五道山梁。
如今，他们终于抵达了甘肃东部边境。
陆铭凡勒马驻足在一处高坡上，破损的军大衣下摆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摘下蒙面的毛巾，露出一张被风沙雕刻得更加棱角分明的脸。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鹰，此刻正俯瞰着坡下蜿蜒行进的队伍。
坡下，是独立师的滚滚洪流。
前锋是周贵林的骑兵团。四百余骑，清一色的蒙古马，马背上挎着缴获的日军马枪或自制的骑步枪。骑兵们用布条蒙住口鼻，只露出一双眼睛，在风沙中依然保持着警戒队形。马蹄踏起滚滚黄尘，与天地间的风沙融为一体。
紧随其后的是赵虎的2旅。这支最早壮大的部队，如今已扩充至八千余人，分作四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队伍中，崭新的中正式步枪与缴获的三八式步枪混杂，轻重机枪的数量明显增多。最引人注目的是炮兵营那十二门山炮、野炮——有太原兵工厂的晋造，有金陵兵工厂的仿制，甚至还有两门在渭南“意外”接收的德制75毫米步兵炮。
陈昭明的1旅沉稳如山。七千余人，军容最为严整，行军节奏始终如一。这支以原独立师老骨干为核心的部队，如今每个连都配备了至少两挺轻机枪，每个营都有一个机炮连。陈昭明骑马行于队首，背脊挺直如松，仿佛这四十余天的风餐露宿，只是寻常操练。
孙建国的3旅带着悲壮气息。他们在西安以东的“侦察布防”中，与日军小股部队发生过几次交火，伤亡三百余人，但也带回了二百多支步枪和五挺机枪。此刻，这支六千余人的队伍中，不少士兵胳膊上还缠着绷带，但眼神中的火焰却燃烧得更加炽烈。
最后是庞大的师直属部队和后勤纵队：炮兵团、工兵营、辎重营、野战医院、新兵训练营……还有那些自愿跟随部队西行的百姓——多是阵亡将士的家属或沿途收容的难民，总数竟有四千余人。近百辆大车、骡马车，载着粮食、弹药、医疗器械，以及最重要的——那些从西安秘密运出的机床零件和小型设备。
整支队伍，绵延二十余里，如一条灰色巨龙，在黄土高原上缓缓蠕动。
“师座。”赵承业策马来到坡上，脸上同样蒙着厚厚的尘土，只有眼睛清澈明亮，“侦察连报告，前方三十里便是泾川县境。按照预定计划，我军将在泾川休整三日，而后沿泾河河谷继续西进，经平凉、固原，直抵兰州。”
陆铭凡点了点头，没有立即说话。他的目光越过行军的队伍，投向更远的西方。那里，天地苍茫，群山如黛。
“承业，”他忽然开口，声音在风沙中显得有些飘忽，“这一路上，我们收了多少人？”
赵承业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封面的笔记本，翻开，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各部队每日上报的兵员数字。
“自西安出发时，全军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人。”他清了清嗓子，“这四十余天，各旅分散招募，加上沿途加入的散兵、学生、青年农民……截止昨日傍晚统计，全军实有员额——”
他顿了顿，抬起头，眼中闪过一道光。
“五万一千七百二十八人。”
陆铭凡的嘴角，极轻微地向上牵动了一下。
五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