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晦在河南道强力推行新法，一道道捷报传回长安，各类消息不胫而走。
尽管田令侃一党在文书中竭力淡化，甚至试图抹去程恬在其中的贡献，可真正的功绩，又岂是删改几行文字便能完全掩埋的？
朝堂之上，亦不乏心存公义、眼光清明之士。
上官宏、崔杭等南衙重臣，以及部分与他们交好，或本就对她殿前从容气度留有印象的官员，他们都知道，此番解救万民于水火的奇功，首倡者是一位名为程恬的女子。
加之郑怀安在朝堂之上坚持不懈，每每论及赈灾事宜必会提及，据理力争地宣扬，“灭蝗新法”及其背后那位贡献者的名字，终究还是在悄然传开。
渐渐地，一些官员开始正视此事，并私下议论。
尤其是吏部和户部之中，一些具体办事的郎中、员外郎，在接触相关文书，核算钱粮时，也窥见了这精妙的方法背后，那份高效的统筹能力，他们无不发出惊叹。
“听闻此法皆出自一女子之手？”
“了不得，一介女流竟有如此见识，难怪连刚正不阿的郑大夫都对其另眼相看。”
“嘘，慎言，此事……上面似乎不愿多提。”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活民百万，此乃不世之功，何须讳言？”
这些议论在茶余饭后悄然流传。
程恬的名字，连同她“献计灭蝗”的事迹，终于在长安中不再是秘密，她的智慧与胆识，赢得了部分官员的私下认可与敬佩。
尽管这种认可暂时无法转化为明面上的权势，也尚不足以改变迂腐的官场惯例，却为她在波谲云诡的朝局中，赢得了一分无形的名望基础。
然而，不论何时何地，争斗从未停歇。
李崇晦在河南河北等地推行灭蝗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地方豪强和官员胥吏的既得利益。
那些曾因贪墨赈款而获利的官员胥吏，那些企图趁灾大发横财的豪商巨贾，他们怎会甘心。更何况，清查贪墨、惩治渎职，这些更是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乌纱帽，乃至身家性命。
上有太子亲监，他们不敢放肆地明面阻挠，但暗地里的小动作却从未停止。
他们散布流言，诋毁新法有伤天和、后患无穷，又或是收买威胁李崇晦身边的属员，妄图篡改其辛苦收集的罪证，种种手段层出不穷。
由此观之，人心之贪，甚于蝗祸。
李崇晦一方面临的阻力，并未因蝗虫减少而减弱，只是从明面上的对抗，转向了更隐蔽阴险的较量。
而与此同时，程恬的目光，已越过眼前的蝗虫，投向了更远的危机，那就是灾后春荒！
此次太子亲自赈灾，不会虎头蛇尾，今年秋冬，朝廷尚且还能凑出赈灾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