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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塔马道：“不行，我最少也要三天才能进入东帝汶。东帝汶现在局势非常敏感，没有万全准备潜入进去，万一被人发现，立刻就会引发剧烈冲突。维兰托将军的命令很清楚，必须得保证行动的隐蔽性，否则宁可不动。”
我皱眉看着他，问：“维兰托将军告诉你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什么了吗？”
普拉塔马往两边看了看，其余几人立刻退出房间。
他跟着走到门口，撤掉卫兵，把门窗全都推开，自站到窗前，左右看了看，这才转头背对窗外，对我说：“这几年一直在东南亚传说的有人设骗局从香港卷走的二十亿美元。”
我说：“明白就好。二十亿，别说小小的东帝汶，就算是在印尼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变也足够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值这个钱。”
普拉塔马道：“东帝汶现在是火药库，而且是国际社会的焦点。”
我冷笑道：“无论是你们前后两个总统，还是你们的维兰托将军，之所以在乎国际社会的舆论，归根到底是因为金融风暴导致的经济危机，手头没钱，英雄气短，可要是有这二十亿美元，又会是什么样？国际货币组织答应救援贷款也不过四十多亿，还要分三年给付，而且附加各种条件，还款要求苛刻。维兰托将军有大志向，拿到这笔钱就可以实现。他敢把实情告诉你，说明你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他处在这个位置必须说要注意东帝汶的局势，难道你也可以说吗？那要你这个心腹有什么用！”
普拉塔马默然片刻，道：“你根本不了解将军。”
我说：“我了解人性。如果不能在两天之内进入东帝汶，那这次行动就取消，我不会再联系你。”
普拉塔马道：“你的那份你也不要了吗？”
我说：“一旦惠念恩抵达帝力，我会第一时间逃离东帝汶。钱再多，也得有命花才行。惠真人神通无边，我们斗不过他。”
这种反复刻意强调惠念恩的强大，其实是最基本的千术手法。老千设局，都会通过这种手段，不断强化自己在目标人物心中的印象。说得多了，对方就会信。信了，就会按照你希望的方向去想去做。
好比街头摆摊卖假药的，总要反复说“我这药包治百病，多少年多少人都治好了”。说一遍没人信，说十遍就有人动心。旁边再站几个托儿，跟着说“我就是吃这个好的”，边上的人就容易信了。
又好比江湖上那些算命的。见了一个人，先不说他有什么事，只是反复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人都有心事，说多了，对方就会觉得“这先生真神，我还没开口他就知道了”。
再好比一些冒牌专家搞讲课，说到自己的看法观点时，不说“我认为”，而是说自己的名字，要是叫李四，就说“李四认为、李四判断”，由此就让听众形成一种错觉：这话不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某个权威的客观的结论。讲多了听众脑子里就把“李四”和“正确”划上了等号。等哪天李四说“这东西吃了对身体好”，听众想都不想就去买。其实李四还是那个李四，话还是那些话，只不过换了个说法，效果就天差地别
这种千门话术的核心要义，就是重复。一句话，一个动作，一种姿态，重复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对方心里的“事实”。不需要证据，不需要逻辑，只需要次数。
我这样不断强调，不是替自己的真身吹嘘，而是要在维兰托将军这些心目中形成惠念恩这人不能惹的印象，由此持续增加紧张感和压迫感。
普拉塔马犹豫片刻，道：“如果我按时带队潜入东帝汶，几天内能够保证展开行动？”
我说：“四天之内一定动手。”
普拉塔马道：“是因为再过四天，惠念恩就要到帝力，你不敢在他眼皮底下动手？”
我说：“不仅如此。我更担心地仙府那边畏惧惠真人，会转移资金和人员。但那么一大笔钱，又分散在多个地点，不可能说转走就转走，需要足够的时间准备。”
普拉塔马便从桌子底下拖出个箱子，放到桌上打开，满满一箱东西，里面分门别类码得整整齐齐。左边是一台卫星电话，黑色机身，天线粗短，旁边压着一本说明书，封面印着摩托罗拉的标志。电话GPS，老款，屏幕只有火柴盒大，但够用了。GPS旁边是一个小型对讲机，巴掌大，旋钮调频，附有一根外接耳麦。最后则是一张东帝汶全境地图，军事级别精度，防水纸材质。
“如果你想在四天内，对多个目标同时发起行动，那就只有两天时间明确位置，我们需要提前部署行动队伍进抵目标。通报目标位置，用卫星电话联系，除了目标具体名称外，还要GPS定位坐标数据，以确保准确无误。另外，你必须参加其中一个目标位置的攻击行动。我要在行动前看到你，并且你要在整个行动过程中，都同我在一起。”
我说：“信不过我？怕我设陷阱坑你们，自己把二十亿卷走？你太看得起我了。一亿我敢拿，是因为我相信自己能拿得住。二十亿，我拿也保不住，只会把命搭进去。许给维兰托将军十九亿，说穿了就是要用拿大头的你们替我遮掩。毕竟你们军队，有钱有人，就算拿了，也没有江湖人敢去惹你们。我不一样，孤家寡人，本事再大，也双拳难敌四手。”
普拉塔马道：“这是必要的防备措施，你不能拒绝。”
我说：“我也一样担心你们会黑吃黑，连那一亿美元都不给我。”
普拉塔马道：“到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互做担保，如果我这边要黑吃黑，你可以杀了我。以你的本事，应该不难做到。”
我说：“你的命不值一亿美元。请转告维兰托将军，如果你们想黑吃黑的话，我死了，他也一样活不了。你们不会以为我只是独自一个人就敢做这么大的事情吧。”
普拉塔马把手按在腰间的手枪上，凝视着我，目光中带着寒意。
我笑了笑，就在他的注视下，坦然自若地合笼箱盖，提着箱子，大摇大摆地走出房间，离开军营。
走出一段距离，确认无人尾随，我便寻了个隐蔽处，将箱中的东西尽数取出，逐一检查，最后在箱子的夹层角落和卫星电话的电池舱里，各找出一个追踪器。
我收拾好东西，将追踪器都装回箱子里，返回牙加达市区，先在街边商店买了些便宜衣物把箱子塞满，用春典写了封信装进信封，粘好封口，然后用街头公共电话打了个电话。
不多时便有个相貌普通的中年男人骑着自行车赶过来。
这是丛连柱在牙加达收拢的伙计，本地爪哇人，本行就是个混迹街头的骗子，搞些小打小闹的踢脚局，没什么正经传承，漏洞百出，别说富贵，连混口饭吃都难，经常被识破而挨捧，丛连柱小露两手，就把他折得服服贴贴。
像这样的本地伙计，丛连柱收了二十余人，能够在牙加达搞出怨魂不安的局面，这些本地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只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