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的苏联远东，是被冻彻骨髓的严寒包裹的世界。外兴安岭的林海覆着齐腰的积雪，乌苏里江的江面冻成了坚硬的冰原，凛冽的白毛风卷着雪沫，刮过滨海边疆区的荒原，掠过哈巴罗夫斯克的军营，在赤塔的炮阵上空打着旋儿。
但这能冻裂钢铁的寒冷，却压不住这片土地下涌动的炽热——从欧洲大陆横跨万里而来的红色铁流，正汇聚在远东的雪原之上，无数面绣着各国标识的红旗，与苏联的镰刀锤头旗并肩飘扬，在茫茫白色中织成一片翻涌的红潮。
这是共产国际的空前集结。自欧洲战场苏德战局彻底逆转，苏军消灭德军后，斯大林便下定了远东决战的决心：抽调欧洲战场的精锐骨干留守，将远东军区升级为反法西斯远东联军总指挥部，集结欧洲各共产国家的武装力量，剑指盘踞在东煌、朝鲜及远东边境的旭日军。
命令传至欧洲，保加利亚的步兵师踏着积雪穿越波兰，罗马尼亚的装甲旅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闷罐车，匈牙利的志愿兵背着步枪一路向东，而最晚抵达的，是法兰西的红色武装——由戴高乐亲自指挥的三个装甲师，在2月上旬的最后一个雪天，碾着厚厚的雪层，驶入了远东第二方面军的驻地哈巴罗夫斯克。
戴高乐的座车是一辆改装过的法国索玛卡车，车身上涂着法兰西共产武装的红底蓝十字标志，车头插着的红旗在风雪中猎猎作响。他身着笔挺的卡其色军装，领口别着共产国际的银质徽章，高挺的鼻梁上凝着细碎的雪粒，锐利的目光扫过窗外的军营。
车辙两侧，是各式武器堆砌的临时军械场，苏联的莫辛-纳甘步枪、德国的毛瑟98k、法国的勒贝尔步枪、罗马尼亚的曼利夏步枪挤在一起，炮位上既有苏联的122毫米榴弹炮，也有德国的88毫米高射炮，甚至还有几门法国的75毫米野战炮，炮管都裹着防冻的帆布。
再往前，练兵场上的坦克方阵更是让随行的法国副官忍不住低声感慨。方阵里没有一种统一的型号，苏联的IS-3重型坦克敦实厚重，倾斜的装甲在雪光中闪着冷硬的金属光泽，122毫米主炮直指天空；德国的虎王坦克体型庞大，炮塔上的88毫米主炮透着慑人的威力，生产后刷上了共产国际的红徽；法国的夏尔B1坦克带着独有的铸造车体，索玛S35坦克的流线型炮塔格外醒目，几辆坦克的履带还沾着欧洲大陆的泥土。
雪地里，各国士兵正围着坦克交流操作技巧，苏联士兵用生硬的德语对着德国坦克手比划，法国装甲兵则拿着图纸，向苏联技师请教IS-3的主炮调校，不同的语言混杂在一起，却因共同的目标而变得通畅。
“将军，我们的三个装甲师已经全部抵达，只是武器装备的混杂程度，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副官递过一份统计报告，语气中带着焦虑，“每个连都混着至少两种步枪，坦克的弹药型号更是五花八门，后勤补给恐怕会出问题。”
戴高乐接过报告，指尖划过纸上密密麻麻的武器型号，眉头微蹙，却很快舒展开来。他推开车门，冰冷的风雪瞬间灌进车内，却让他的眼神更加坚定：“武器只是工具，混乱是暂时的。法兰西的战士从不会因装备的差异而退缩，更何况，我们不是孤军。”
话音未落，一辆苏联吉斯110轿车冲破风雪驶来，车身上插着远东第二方面军的将旗。车门打开，一名苏军少将快步走来，敬了一个标准的苏军军礼：“戴高乐将军，斯大林同志请您前往方面军指挥部，古德里安将军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戴高乐整理了一下军装，回了一个军礼，迈步走向轿车。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德国的“装甲兵之父”并肩作战，还是在遥远的远东。这看似荒诞的相遇，却是法西斯主义不得人心的最好证明——当仇恨的硝烟散去，反法西斯的信念，让昔日的对手成为了并肩的战友。
轿车驶入哈巴罗夫斯克的核心区域，一座由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坚固建筑出现在眼前，这便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的指挥部，也是斯大林亲自坐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