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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相机快门键上那点冷白的路灯反光，直到它刺得眼底发酸。
手指还在抖。不是害怕，是绷得太久后的自然反应。膝盖刚才跪在地板上压着那道黏液字迹，现在一动就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像老木头被踩裂。我慢慢把右手抬起来，掌心朝上。灰绿色硬壳已经干透了，边缘翘起，颜色比刚才更深，接近墨绿。裂缝里渗出的新液体还没凝固，一滴挂在食指尖端，将落未落。
陈砚坐在对面，断掉的拖把杆搁在茶几上，金属断口对着我这边。他后颈那处淤青淡了，只剩一圈浅褐色印子，像是旧茶渍留在杯底。他没看我，目光落在七盘录像带上，手指一根根摩挲过盒面标签，动作很轻，像在修复一张脆纸。
我没说话。他也沉默。
窗外路灯忽然闪了一下，光线晃动，照见茶几玻璃下压着的一张便签纸——是我昨天写的“零点检查门窗”，字迹潦草，笔画出头。
我低头看表：二十三点四十七分。
还有十三分钟。
我站起来，风衣下摆擦过沙发边沿，发出沙沙的响声。我走到玄关鞋柜前，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空胶片盒。盖子上有划痕，是昨夜砸镜时蹭的。我把右手伸进盒子里，用指甲刮下掌心那层干化的黏液，一片片落进盒底，像剥落的墙皮。最后那滴墨绿液体落进去时，盒子底部立刻洇开一小团暗斑。
我没有盖上盖子。
拎着盒子走出门的时候，楼道灯坏了两盏，中间一段黑得彻底。我靠着墙走，手扶着冰冷的水泥壁，一步一顿地下了楼梯。推开公寓铁门时，冷风扑脸，带着泥土和枯叶的味道。街上没人，路灯昏黄，映着人行道上积水的反光。
市立医院法医科在城东，走路要四十分钟。我一路没跑，也没加快脚步，只是走得稳。胶片盒贴着掌心，黏液残渣随着步伐轻轻震动。
法医室的门开着一条缝，里面亮着灯。我推门进去，看见老周站在显微镜前，白大褂沾着不明污渍，袖口卷到肘部。他听见动静转过身，看见我手里的胶片盒，眼神顿了一下。
“你来了。”他说。
我没问他是怎么知道我会来。我把盒子递过去，他接过，倒出里面的干化物，放在载玻片上推进检测仪。机器嗡嗡运转，屏幕亮起，数据滚动。他盯着看了很久，手指搭在键盘上，没敲下一个键。
“结果出来了？”我问。
他没回头。“线粒体DNA序列……完全一致。”
“和什么？”
“你。”他声音低下去，“和样本里的组织。你的线粒体，和七个死婴的一样。”
我站着没动。屋里太安静，只有仪器散热扇的嗡鸣。
“这不可能。”我说。
“但数据不会错。”他终于转过身，脸色发灰，“二十五年前，林晚医生做过一次基因嫁接实验。她取了七个早产儿的线粒体，试图做跨代融合。项目编号‘M-7’，后来被封了。所有记录都销毁了，但我见过原始报告。”他顿了顿，“你是唯一活下来的供体。”
我没问“供体”是什么意思。我知道答案就在那里，只是还没撕开。
我转身往外走。门关上的时候，听见他在后面说：“别回去了。今晚别进那栋楼。”
我没停步。
回到公寓楼下时，陈砚正从档案馆方向走来。他手里拿着一叠复印纸，边角卷曲，像是刚从地下库翻出来的。我们并肩走进楼道，谁都没提刚才的事。
“我查到了。”他开口，声音压得很低，“我姐姐，陈岚，九八年在市疗养所当护士。护理日志上有她的签名，参与过‘特殊儿童观察项目’。”他抽出一页纸递给我。纸上是一行手写记录：“074号容器状态稳定，线粒体活性正常。”
我盯着那个编号。
704。
“我还调了自己的病历副本。”他继续说，“血型是AB型。刚才你在医院拿的那份黏液检测报告，上面写着‘样本血型AB’。”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我们谁都不是旁观者。
上楼的时候，脚步比来时重了些。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客厅里一切如旧：碎镜片还堆在角落，录像带并排躺在茶几上，相机落在沙发上，后盖开着，底片仓黑洞洞的。
我走到窗边，拉开百叶帘。花园在夜色里静着，玫瑰丛影影绰绰，花坛表面有新翻动的痕迹，泥土颜色比周围深，像是刚挖过又填回去。
“不对。”我说。
陈砚走到我身边。顺着我的视线看去，他也皱起眉。
我们一前一后下楼，穿过一楼走廊，推开侧门进了花园。泥土松软，踩上去会陷半寸。我绕到玫瑰丛背后，蹲下身用手拨开表层浮土。
一只手露出来。
老周的脸埋在泥里，嘴鼻紧贴地面，已经没有呼吸。他穿的是白天那件白大褂，袖口还沾着实验室的药水渍。右手攥成拳，指节发白。我掰开他的手指，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
七岁的我，穿着病号服，站在一栋灰白色小楼前。我脸上没有笑，眼神有点空。背后墙上钉着一块锈铁牌，写着“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