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得无声无息，将布加勒斯特的街道染成一片死寂的白。弗洛雷亚斯卡大街那座戒备森严的别墅内，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壁炉里的火燃得很旺，却驱不散弥漫在每个角落的寒意。乔治乌-德治，这位统治了罗马尼亚十余年的强人，此刻正躺在宽大的橡木床上，如同一具被抽干了生命力的躯壳。癌细胞在他的胰腺里疯狂肆虐，剧痛如潮水般周期性涌来，将他的意识撕扯得支离破碎。
他的呼吸微弱而急促，每一次吸气都带着痰鸣，仿佛破旧的风箱。蜡黄的皮肤紧紧包裹着高耸的颧骨，眼窝深陷，唯有那双曾经锐利如鹰隼的眼睛，偶尔在药物间歇的清醒时刻，会迸发出短暂而不甘的光芒。他清楚地知道，生命的沙漏即将流尽，而他呕心沥血构筑的权力大厦，正在他病榻之外的地方，发出令人齿冷的开裂声。
“水……”他嘶哑地吐出这个词，声音轻得像叹息。
一个穿着白色护士服、面容紧绷的年轻女人快步上前，用棉签小心翼翼地湿润他干裂的嘴唇。她的动作标准而机械，眼神却不由自主地瞟向紧闭的房门，耳朵捕捉着外面走廊可能传来的任何一丝动静。在这座别墅里，连空气都充满了窥探与算计。
别墅的东翼，一间被雪茄烟雾笼罩的书房内，斗争已然公开化。以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为首的“务实派”，和以党中央书记齐奥塞斯库为首的“激进派”，正围绕着一张红木会议桌，进行着没有硝烟的厮杀。德治病重无法理政，留下的权力真空像一块肥美的鲜肉，吸引着早已按捺不住的豺狼。
“尼古拉同志的看法过于冒险！”毛雷尔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气，他手指敲打着桌上的一份文件，“公开指责‘华约’机制限制了我们的主权？在这种时候进一步刺激莫斯科，只会让我们陷入孤立！”
齐奥塞斯库坐在他对面，身姿挺拔，黑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相较于毛雷尔的激动，他显得异常冷静，甚至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缓缓环视在座的其他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几位掌握实权的军区代表。他的目光扫过之处，有人低头避开，有人则回以隐晦的支持眼神。
“孤立？”齐奥塞斯库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斩钉截铁的力度，“阿波斯托尔同志，究竟是谁在让我们孤立？是那些像温顺的羔羊一样，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的人！是他们让我们罗马尼亚的工人，用汗水和钢铁生产的产品，被廉价地运走！是他们让我们的农业，年复一年地填补别人粮仓的亏空！”
他微微前倾身体，语速加快，手势变得有力，极具煽动性：“德治同志为我们指明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但现在，有些人想开倒车！他们害怕得罪北方的巨人，宁愿牺牲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志们，是时候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了！罗马尼亚的命运，必须由罗马尼亚人自己主宰！”
这番话如同投入死水中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宣传部长埃列娜·切乌谢斯库——齐奥塞斯库的妻子，立刻出声附和：“尼古拉同志说得对！我们的报纸和广播，应该更多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反映我们追求独立发展的坚定意志！”她的声音尖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狂热。
组织部长维尔吉尔·特罗芬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捻动着一支铅笔。他在权衡，德治时代即将终结，新的站队决定着未来的生死荣辱。毛雷尔资历老，根基深，但行事稳健，在某些人看来或许是“保守”；齐奥塞斯库资历浅，却势头凶猛，善于鼓动，打着“反莫斯科”和“继承德治遗志”的旗号，吸引了不少少壮派和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干部。这是一场赌博。
“关于意识形态和外交路线的讨论，必须谨慎。”特罗芬最终选择了相对模糊的立场，“一切应以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为重。具体的方针，也许应该等德治同志病情……有所好转后再议。”他巧妙地将皮球踢回了病榻上的那个人，尽管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人再也无法起身裁决他们的争论。
毛雷尔脸色铁青，他看穿了特罗芬的骑墙，也更清楚地感受到了齐奥塞斯库阵营的咄咄逼人。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怒火：“我坚持我的看法。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失控的激进言论和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他知道，这场会议已经无法达成任何实质共识，分裂的种子早已埋下，如今在德治生命的尾声破土而出。
会议在不欢而散的沉闷气氛中结束。与会者陆续离开，每个人脸上都笼罩着不同的心思。齐奥塞斯库是最后一个离开书房的。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被积雪覆盖的庭院，远处街道上，偶尔有车辆缓慢驶过，留下黑色的辙印。他的倒影映在玻璃上，模糊而冷硬。
秘书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后，低声汇报：“同志，电视台和《火花报》的负责人已经到了小会客室，等待您的指示。”
齐奥塞斯库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他的指示早已明确：加大宣传力度，重点突出“民族独立”、“经济自主”和“反对外来干涉”。他要将自己的形象与“罗马尼亚利益扞卫者”牢牢绑定，要在德治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将舆论的号角紧紧抓在手中。他清楚地知道，毛雷尔等人掌握着政府行政资源，而他要抢占的，是意识形态的高地和党内的人心。
“告诉他们，报道的基调要鲜明，要充满战斗性。要让每一个罗马尼亚人都感受到，党内有一股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力量，正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奋斗。”他顿了顿，补充道，“重点准备一下我下周视察普罗耶什蒂油田和‘红旗’汽车厂的讲话稿，要突出强调工人阶级在国家独立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是，同志。”秘书躬身退下。
齐奥塞斯库依旧站在窗前。雪花扑打在玻璃上，瞬间融化，留下蜿蜒的水痕，如同地图上变幻莫测的疆界。他的目光越过庭院，仿佛看到了那座笼罩在不祥气氛中的别墅主卧，看到了那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权力不会等待垂死者，它只属于最有能力、也最敢于攫取它的人。德治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而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已经听到了新时代的敲门声，急促而响亮。
在别墅主卧的昏暗光线下，德治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浑浊的眼球艰难地转动了一下，望向房门的方向。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忠诚（或者说，被迫忠诚）的警卫如同雕塑般伫立。他喉咙里发出一阵模糊的咕噜声，无人能听懂那是一个名字，一句诅咒，还是一声对自己权力生涯的、充满嘲讽的叹息。窗外的雪，还在下，覆盖了一切痕迹，也掩盖了正在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肌体深处滋生、蔓延的新的野心与裂痕。他的黄昏，正是某些人期盼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