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加勒斯特党中央大厦的礼堂里，气氛庄重而微妙。台下坐着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各级干部，他们是党的骨干，也是决定未来权力走向的关键力量。与面对工人群众时的激昂不同，齐奥塞斯库站在讲台上，表情严肃，语调更偏重理论和说服力。他今天要完成的，是一次至关重要的理论建构——将“共产主义”与“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进行外科手术般的缝合。
“同志们！”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在安静的礼堂里回荡，“我们罗马尼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是否同时也可以，而且应该是罗马尼亚民族利益最坚定的扞卫者？”
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打破了长期以来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的传统教条。台下不少人微微蹙眉，但更多的人露出了思索的神情。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齐奥塞斯库自问自答，语气不容置疑，“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如果脱离了它所处的具体民族和国家，脱离了它所要服务的具体人民，那么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国际主义，也就成了空洞的口号！”
他引经据典，虽然多是断章取义，却足以唬住不少理论水平不高的干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否定过民族的正当性！列宁同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支持过民族自决！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本国的人民过上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吗？”
他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巧妙地与“本国人民”的福祉绑定在一起。
“因此，”他加重了语气，做出核心论断，“在我们罗马尼亚，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与罗马尼亚民族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任何损害我们国家主权、破坏我们经济独立的行为，无论是来自哪个方向，都是与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都是我们必须要坚决反对的！”
这番论述，为他之前所有抨击“外部剥削”的言论，提供了党内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他将外部矛盾（与苏联的经济摩擦）定义为损害“民族利益”的行为，从而将自己反抗莫斯科的立场，包装成了维护“党和民族共同利益”的英勇斗争。
“有人可能会给我们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企图混淆视听。”齐奥塞斯库预判了可能的批评，主动出击，“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我们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这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爱国主义！我们扞卫罗马尼亚的利益，正是为了将来能以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姿态，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更平等的贡献，而不是永远作为一个附庸！”
“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这个创造性的新词，成了他理论缝合的关键针脚。它听起来既保留了共产主义的底色，又充满了民族自尊的情感，极具迷惑性和煽动性。
“看看我们的历史！”他再次动用历史资源，但这次范围更广，“从古代的达契亚人抗击罗马帝国，到中世纪勇敢的米哈伊公爵统一三公国，再到近代的埃德尔一世国王带领国家在一战后崛起……罗马尼亚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统一和强大的历史！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历史的割裂者，我们是这份光荣遗产最合格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他将共产党置于整个罗马尼亚民族历史长河的终点，宣称自己才是民族伟大传统在新时代的化身。这套说辞，对于很多内心怀有民族自豪感的党员干部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缓解了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和“罗马尼亚人”双重身份之间可能存在的认知失调。
演讲结束时，礼堂里的掌声持久而热烈。尽管仍有像毛雷尔这样的资深领导人面露忧色，但他们不得不承认，齐奥塞斯库成功地构建了一套能够自圆其说、并且极具鼓动性的新话语体系。这套“民族共产主义”的理论，开始在党的肌体内渗透，动摇着原有的忠诚与联盟。齐奥塞斯库不仅是在争夺权力，他更是在重新定义罗马共产党存在的意义，而定义的笔，牢牢握在他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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