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布加勒斯特，被一层灰蒙蒙的雾气笼罩。齐奥塞斯库的系统性清除计划，进入了巩固和深化阶段。经济、军队、情报，这三个支柱已被动摇，现在需要的是将这种控制制度化、常态化，并彻底清除任何可能死灰复燃的土壤。这是一场无声的绞杀，目标是让“米哈伊一世”这个名字，以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从罗马尼亚的公共记忆和现实政治中彻底蒸发。
国民议会再次成为齐奥塞斯库的工具。这次通过的，是《国家文化与历史遗产法》的修订案。法案规定，对“所有公共纪念物、历史叙述及教育内容，需进行科学性、人民性与爱国主义的标准审查”，旨在“消除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残留影响，塑造统一的社会主义历史观”。
这条法律像一把巨大的刷子，开始粉刷这个国家的历史墙面。首先遭殃的是公共空间的象征物。布加勒斯特胜利广场上，那座为纪念埃德尔一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国家统一而立的“统一柱”，被以“进行必要的结构加固和维护”为名，用巨大的帆布围挡遮盖起来，随后悄无声息地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抽象的、歌颂“工人与农民团结”的钢铁雕塑。克卢日-纳波卡，埃德尔一世的骑马雕像也被拆除，原地树立起齐奥塞斯库发表演讲的巨幅宣传画。
博物馆里的历史展览被重新布置。关于埃德尔一世时代工业化成就、米哈伊一世在二战中关键决策的展品和说明文字被撤下，或者被重新解读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有限措施”。罗马尼亚现代史被简化为一条从“落后王国”到“社会主义光明”的线性进程，而霍亨索伦家族的作用被刻意淡化、歪曲，甚至抹杀。
教育系统成为清洗记忆的重灾区。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被重新编写。关于王室的章节被大幅压缩，埃德尔一世的形象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建设者，变成了一个“依赖外国资本、与大地主勾结”的保守君主。米哈伊一世在1944年的“八二三”政变，虽然因符合“反法西斯”的政治正确而无法完全抹去，但其动机被描绘成“为保全自身地位而进行的投机”，其领导作用被刻意贬低，功劳被归于“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力量”和“苏联红军的解放”。
大学里，研究近代史和王室历史的学者受到警告，相关课题难以获得经费支持，发表研究成果面临严格审查。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开始形成，敏感的历史话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禁区。
在媒体上，任何提及前王室的正面内容都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偶尔出现的、经过精心挑选的“历史揭秘”，揭露“旧王室生活的奢靡”和“与外国势力的勾结”，以此反衬当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齐奥塞斯库同志领导的正确性”。
对于仍在海外发出声音的米哈伊一世，齐奥塞斯库政权采取了信息封锁和污名化策略。国内民众很难接触到王室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或“自由罗马尼亚”电台的广播（Securitate持续干扰信号）。即使有零星信息传入，官方宣传也会立即将其定性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失败，进行的恶意诽谤和复辟幻想”。
在日内瓦，米哈伊一世看着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关于国内历史被篡改、家族痕迹被抹去的报告，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与愤怒。这比经济上的剥夺、军队中的清洗更让他痛心。齐奥塞斯库不仅要夺走现在，还要篡改过去，扼杀未来人们对历史的真实记忆。
“他在谋杀历史，”米哈伊对安娜说，声音中充满了疲惫与坚决，“他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被他精心伪造过的过去里。他不知道，或者说不在乎，一个民族若失去了真实的记忆，就如同一个人患上了失忆症，将无法正确地面对现在，更无法走向未来。”
安娜看着哥哥，眼中含着泪水。“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声音，已经很难传回去了。”
“记录，”米哈伊坚定地说，“尽我们一切可能，记录下真相。撰写回忆录，整理档案，保存好每一份原始文件。总有一天，迷雾会散去，人们会需要知道他们的国家真正走过的路。我们可能无法阻止他的绞杀，但我们必须为未来的罗马尼亚，保存好历史的种子。”
齐奥塞斯库的“釜底抽薪”战略，至此已基本达成。通过法律、人事、暴力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四重奏，他成功地系统性地剥夺了前王室在国内的一切有形和无形资产，并将其影响力连根拔起。那只在遥远瑞士的雄鹰，虽然精神未垮，但其与故土的联系已被削弱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齐奥塞斯库巩固了权力，可以更加专注于构建他个人的绝对权威。然而，被他强行抹去和压抑的历史与情感，并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转入了地下，在黑暗中等待着破土而出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