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深秋，布加勒斯特。
清晨的寒雾尚未散去，维克多里大街尽头的“粮食与精神食粮”第14号供应站门前，已经蜿蜒着一条沉默的长龙。人们裹着磨破了领口的大衣，手里紧紧攥着印有国徽的购物本和薄薄一叠列伊，双脚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来回轻跺，试图驱散那刺骨的寒意。队列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像一条垂死的蚯蚓。
玛丽亚·波佩斯库夫人，一位退休的中学历史教师，站在队列中段，她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她的购物袋里空空如也，心里盘算着今天凭本子能买到些什么：也许有两百克玉米面，一小块硬得像石头的奶酪，如果运气好，还能有一小瓶劣质食用油。肉类？那已经是上个月遥远的记忆了。水果和新鲜蔬菜更是只在黑市小贩神秘的提箱里，或者特权商店的橱窗后才会出现。
“又减量了，”前面一个穿着工装、脸色疲惫的男人低声对同伴抱怨，他的声音沙哑，“上周还能买三百克面包，这周就剩二百五十克了。这怎么够孩子们吃？”
他的同伴，一个同样满面风霜的妇女，叹了口气，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才压低声音说：“听说都是为了还债，还给外国人。还有那个‘人民宫’，听说要用掉全国好几年的水泥和钢材……”
“嘘！”男人紧张地打断她，“别乱说。”
玛丽亚夫人默默听着，心里泛起一阵苦涩。她记得年轻时，在战前，甚至在米哈伊国王父亲的时代，虽然国家也不富裕，但市场总归是有东西的。现在，货架一天比一天空，配给一天比一天少，而广播和报纸上，却每天都在歌颂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和“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
终于轮到她。售货员，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姑娘，机械地核对她的购物本，然后用一个脏兮兮的勺子，从半空的面粉袋里舀出定量的玉米面，倒在玛丽亚夫人自带的旧报纸上。
“就这些？”玛丽亚夫人看着那少得可怜的一小堆玉米面，忍不住问。
售货员抬起眼皮，懒洋洋地看了她一眼，语气带着一种被灌输的官方口吻：“同志，要理解国家的困难。我们在偿还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债务，我们在建设光辉的未来。暂时的紧缩，是为了永久的繁荣。”
玛丽亚夫人张了张嘴，想反驳什么，但最终只是默默地接过那包玉米面，小心地放进布袋里。她转身离开，听到身后售货员对下一个人重复着同样的话。
走在萧瑟的街道上，两旁宏伟的斯大林式建筑投下沉重的阴影。墙上新刷的标语鲜红刺眼：“节约每一列伊，为了祖国的强大！”“警惕外国势力的经济破坏！”
她回到自己位于老城区的公寓，房间冰冷，供暖几乎感觉不到。她打开收音机，里面正传来一个慷慨激昂的男声，那是齐奥塞斯库亲自审定的宣传稿：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特殊的时期！帝国主义者和国际金融资本，不愿看到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崛起，用债务的锁链束缚我们，用经济封锁打击我们！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内部，仍然存在着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寄生虫思想，一些人怀念着过去那种依赖外国、剥削人民的旧秩序，他们试图利用暂时的困难，煽动不满，破坏我们团结建设新社会的大业……”
玛丽亚夫人关掉了收音机。房间里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她走到窗边，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宣传员的话像冰冷的针，刺穿着她的耳膜。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苦难，最后都成了“外国阴谋”和“旧时代残余”的错。她只是一个想要吃饱穿暖的普通老人，而那个偶尔还会出现在新闻边缘、眼神依旧温和坚定的前国王，怎么就成了破坏建设的“寄生虫”？
一种无力感和隐约的愤怒，在她苍老的胸膛里缓慢地积聚。她知道，有什么东西，正在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身上，发生着可怕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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