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初，香江警队总部的刑侦组办公室里，气氛比往常更显凝重。窗外的春雨淅淅沥沥，打在玻璃上留下蜿蜒的水痕，如同隐藏在警队内部的内鬼，悄然潜伏，难觅踪迹。刘建明站在办公室门口，目光扫过伏案工作的警员们，最终落在刑侦组高级督察阿峰身上——这个男人身着笔挺的警服，正低头整理着和联胜案件的卷宗，眉头紧锁，神情专注，仿佛对周遭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警队服役8年、屡破大案、多次获得“优秀警员”称号的刑侦骨干，竟是刘建明心中“最高级别内鬼”的头号嫌疑人。自首批5名卧底落网后，内查线的重心就转向了潜伏更深的目标，而阿峰凭借“完美履历”和“零异常通讯记录”，始终游离在排查范围边缘，却因一个细节引起了刘建明的怀疑：在之前几次和联胜的关键行动中，阿峰负责的区域“恰好”没有发现任何黑帮成员，且行动结束后，和联胜总能精准避开下一轮搜捕。
“常规的通讯追踪和资金排查已经没用了。”刘建明在核心会议上直言，“这类高级卧底，不会使用私人通讯设备传递情报，也不会收受明显的好处费，他们靠的是‘职务便利’和‘时机把控’，只有通过‘实战测试’，才能逼他们暴露。”
经过三天的缜密推演，刘建明设计出“双盲测试”方案：以“押送和联胜小头目至赤柱监狱”为契机，故意向刑侦组透露“固定押送路线”，同时安排冲锋队伪装成“和联胜劫囚人员”，观察疑似卧底在突发情况下的反应——真正的警员会第一时间反击、通报，而内鬼则会下意识地制造破绽，为“劫囚”创造机会。
测试的关键在于“双盲”：一是刑侦组全员不知道这是测试，只以为是常规押送任务；二是伪装的劫囚人员不知道谁是疑似卧底，只按预定流程行动，确保“突发情况”的真实性。而被押送的“和联胜小头目”，则是真正的黑帮成员——近期落网的和联胜堂口大佬阿坤，手上有3条命案，是和联胜内部的核心人物，他的“重要性”足以让内鬼认为“劫囚值得冒险”。
押送任务定在3月5日上午，由刑侦组6名警员执行，阿峰任现场指挥，负责押送路线规划和应急处置。任务前一天，刘建明以“确保安全”为由，在刑侦组会议上“不经意”透露：“押送路线已确定，从刑侦总部出发，经弥敦道、西隧、青荔公路，直达赤柱监狱，全程不绕路，上午10点准时出发。”
他特意观察了阿峰的反应——阿峰低头记录，手指在笔记本上快速划过，眼神没有丝毫波动，只在会议结束时“随口”问了一句：“需要安排沿途警力警戒吗？”刘建明故意摇头：“不用，这次押送保密级别高，避免惊动和联胜，我们只派冲锋队在西隧出口待命，做外围支援。”
这句“外围支援”，是刘建明埋下的诱饵——他知道，内鬼若想配合劫囚，一定会避开外围支援的节点，选择在西隧前的路段动手。
3月5日上午9点50分，刑侦组的押送车队准时出发：两辆警车开路，中间是关押阿坤的囚车，阿峰坐在囚车副驾驶位，负责观察路况和通讯联络，另外4名警员分别坐在前后警车，手持冲锋枪，警惕地盯着窗外。
车队刚驶离弥敦道，转入油麻地一段僻静的小巷，突然从两侧的废弃仓库里冲出三辆黑色面包车，横停在路中间，车门打开，十几个头戴黑色头套、手持霰弹枪和砍刀的“劫囚者”冲了出来，对着警车大喊：“停车！放了坤哥！否则开枪了！”
“有劫囚！”前警车的警员立刻大喊，举起冲锋枪对准“劫囚者”，手指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射击。按照正常流程，阿峰应第一时间通过对讲机向总部通报“遇袭位置”，并指挥前后警车形成防御阵型，等待外围支援。
但他的反应却慢了半拍——握着对讲机的手悬在半空，迟疑了3秒才按下通话键，且通报的位置出现了偏差：“总部，我们在油麻地弥敦道中段遇袭，请求支援！”而实际位置是油麻地小巷，距离弥敦道中段还有1.5公里，这个偏差足以让外围支援的冲锋队多走5分钟路程。
更致命的破绽还在后面：当一名“劫囚者”试图绕到囚车后方，准备用液压钳剪开车门时，阿峰“恰好”挡住了后警车警员的视线，还大喊：“注意前面！他们要冲过来了！”后警车警员下意识转头，给了“劫囚者”接近囚车的机会。
“就是现在！”潜伏在仓库二楼的马军通过望远镜看到这一幕，立刻下令，“收网！”
原本“凶悍”的劫囚者瞬间变阵，摘下头套，露出冲锋队制服，手中的霰弹枪换成了手铐，对着刑侦组警员大喊：“警队内部测试！所有人原地待命！”
阿峰的脸色瞬间惨白，身体僵在副驾驶位上，眼神中充满了慌乱——他意识到，自己掉进了陷阱。
马军带领冲锋队快步上前，直接走到阿峰面前，语气冰冷：“阿峰督察，你刚才为什么通报错误位置？为什么故意挡住后车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