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刘芒的仁，是隐性的、长远的、甚至看似残酷的仁。
它基于一种冰冷的、超越时代的功利计算：以必要的、可控的牺牲，换取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终结更大的、更长久的痛苦。
这种“仁”不被理解，注定孤独，注定背负骂名。它无法成为聚拢人心的旗帜，因为它挑战了人性底线和传统的道德观。
刘芒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早已认清现实。
自己这种满脑子“倒反天罡”念头、行事不择手段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个众望所归、这个时代的明主。
他只能是主公手中最锋利、也最见不得光的那把刀。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名为“人性”与“道统”的鸿沟。
他该庆幸，庆幸执刀的人是大哥刘备，一个重情义、有底线、真正关心百姓的主公。所以，即便时常感到束手束脚，甚至事后免不了一顿训斥或“体罚”，他也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这就是他的定位，他的宿命。
只是，这次瘟疫的处理结果，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那不必要的近两万死亡，让他更加坚定了推行“非常之道”的决心。
乱世，容不得太多的妇人之仁。
时间流逝，转眼到了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下旬。一件让刘芒颇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孙骁回来了，并且成功地将他的恩师蔡邕一家，“请”到了青州！
当风尘仆仆的孙骁站在面前，禀报任务完成时，刘芒心中一块大石落地，又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立刻详细询问经过。
孙骁脸上带着一丝后怕，讲述了惊心动魄的“请师”过程：
他们抵达长安后，顺利见到了蔡邕，并呈上了刘芒那封措辞“热切”的回信。蔡邕初看大喜，以为联姻之事有望。但随即面露难色，坦诚相告：董卓强征他入朝，表面礼遇，实为“装点门面”，将他当作笼络士人的招牌，同时也是一种变相的软禁。他身边有董卓的耳目，行动受限，根本不可能轻易离开长安。况且，他若贸然出走，必然连累留在陈留的宗族。他感激弟子的好意，但实在身不由己。
这下可把孙骁难住了。若是单纯是蔡公不愿前去青州，他还想再劝解一番，但竟然还有董卓的耳目……
此时岂不是“万不得已”之时？于是孙骁找了“如厕”的理由，偷偷在茅厕打开锦囊，看到锦囊里的妙计，他手一抖，冷汗直冒，这种大逆不道之事……真的好吗？
收拾好心情，再次回到宴客厅时，孙骁已经收拾好心情。
他对蔡邕说：“蔡公，君候一直感念师恩，常因不能侍奉左右而愧疚。如今既然蔡公暂时无法成行，君候特命我等在长安略尽心意。三日后，想在文趣阁长安分号设下家宴，请蔡公携家眷一聚，以全弟子孝心，也好了却君候一桩心愿。日后山高水长，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了。”
这话说得情真意切，又带着一丝伤感。蔡邕想到自身处境险恶，与爱徒可能永诀，不禁悲从中来，未加多想，便答应了赴宴。
接下来三天，孙骁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带着人在长安城内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一户刚死了老人、正准备发丧的人家。孙骁许以重金，说服这家人暂缓发丧，将老人棺椁秘密移至院中浅埋，对外谎称三日后扶灵归乡。
他又通过文趣阁的关系和金钱打点，以那一家人的名义顺利从官府拿到了出城的文书。
宴请当日，文趣阁长安分号后院雅间。孙骁准备的酒菜中，早已下了药性温和的迷药。酒过三巡，蔡邕一家三口便昏睡过去。
孙骁立刻指挥手下，将蔡邕、蔡夫人以及蔡琰三人，分别放入一口特制的、内有夹层、可通气的“棺材”中。上层放些杂物掩人耳目，下层藏人。
然后，将这口“棺材”混入那户丧家的出殡队伍，利用早已办好的文书，有惊无险地骗过了城门守军，顺利出了长安城。
出城五十里后，孙骁才命人打开棺材，将昏睡的蔡邕一家转移到早已备好的舒适马车中，一路换马不换车，日夜兼程，几乎是“挟持”着奔往青州。
直到进入兖州地界，远离了董卓的控制范围，孙骁才彻底放下心来。
听完孙骁的叙述，刘芒半晌无言。最终还是动用了自己的“不折手段”。可以想象，蔡邕醒来后发现被“骗”出长安，会是何等的惊怒交加！
“蔡公……这一路上，情绪如何？”刘芒揉着额头问道。
孙骁苦笑：“起初自然是震怒，沿途多次斥骂，要返回长安。我等只能再三解释，言明长安局势危如累卵，董卓倒行逆施，必不长久，君候此举实为保全恩师性命与蔡氏血脉。后来，或许是离开了那是非之地，冷静下来，又或许是看到了沿途民生凋敝、战乱将起的景象，蔡公的怒气渐消，但一路沉默寡言，直到抵达青州，都未曾再与属下多言。”
刘芒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这次又把“倒行逆施”的事情做绝了。绑架当世大儒，还是自己的恩师，这名声要是传出去，足够让他在士林臭名昭着一辈子。
但他不后悔。历史上，蔡邕就是在今年（192年）董卓被杀后，因一声叹息被王允下狱处死。他这是实打实地救了恩师一命！至于误会和骂名……嗯！尽量捂，实在捂不住就背着呗！！
“辛苦了，孙先生。此事你办得……很好。”刘芒拍了拍孙骁的肩膀，“带我去见恩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