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东是卫东回来了不？”
“哎呀，真是卫东！变样了，更精神了！”
“听说都在政府当官了！出息了！”
“卫东，回来过节啊？”
一声声带着惊讶、欣喜和亲切的招呼，从路边、从门口传来。
不断有熟悉的、有些已经叫不上名字的长辈和儿时的玩伴停下脚步，朝王卫东这边看过来，笑着挥手或者点头。
有些人甚至还特意走过来几步，想看得更清楚些，脸上带着好奇。
王卫东坐在三轮车的车斗里，感受着泥土路的颠簸，感受着晚风吹拂，感受着一道道投向自己的、含义复杂的目光。
他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官？
自己算什么官呢？
说到底，不过就是乡镇上的一个小副镇长，副科级干部。
在庞大的国家行政体系里，这几乎是最基层、最末梢的位置了。
副镇长管的那点事儿，无非是镇上那一片地方，每天忙的都是些具体又琐碎的活。
上面还有县里，有市里，有省里，还有高高在上的中央。
一层一层，数不尽的高楼。
在真正的权力核心看来，自己这个乡镇副镇长，或许跟路边任何一个辛勤工作、养家糊口的普通人，并没有本质区别。
可就是这个“基层末梢”，在这片养育了他的土地上，在乡亲们的眼中，却已经是一个了不得的“官”了。
一个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也想象不出的“大人物”。
在他们的认知里，“在政府工作”、“吃公家饭”，就已经是端上了铁饭碗，是体面人。
何况是“镇长”，哪怕是“副镇长”。
那更是有权力、有地位、能在县里甚至市里说得上话的“官老爷”了。
他们对“官”的理解，简单而朴素。
能管着一片地方，能解决一些村里解决不了的麻烦，能在上面有熟人、有关系，那就是“官”。
而王卫东，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是王乐进的大儿子。
他从这个偏僻的村子走出去，靠读书考上了省里最好的大学，如今又回到了体制内，还听说当上了领导。
这在乡亲们看来，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读书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的现实神话。
他是王官庄的骄傲，是王姓家族的荣光。
甚至，是这十里八乡年轻后生们可以仰望和效仿的榜样。
这种巨大的认知落差，让王卫东感到一种莫名的复杂情绪。
有一丝骄傲和满足。
任何人，能被自己的乡亲们如此认可和称赞，内心都难以完全平静。
这是对他个人努力的肯定，也是对父母含辛茹苦培养的回报。
但也有一丝惶恐和沉重。
他知道自己肩负着乡亲们怎样的期待。
如果他真的“发达”了，在乡亲们眼中，就应该有能力、也有义务帮助村里，解决一些困难，提携一些后辈。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基于乡情和血脉的责任。
这种责任感在前世他身居高位时，体会尤为深刻。
找他办事的乡亲络绎不绝，有些能帮，有些碍于原则不能帮，个中煎熬，不足为外人道。
“卫东啊，快到了！”
王志超在前面喊了一声，把王卫东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王官庄不算大，也就百十户人家。
从村口到王卫东家，几分钟的路程。
拐了个弯，就到自家门口了。
家里住的还是那种传统的、用石头打地基、上面用土坯垒墙、最后外面再抹一层白灰的农村老屋。
院子门口挂着一个用木板简单钉成的招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乐进小卖部”几个字。
这就是他父母维持生计的地方。
他的父亲叫王乐进，个子高大，四十多岁。
王卫东的爷爷是参加过革命的退伍军人，虽然过世早，但在村里德高望重，留下的好名声让父亲王乐进年轻时就挺受看重。
他父亲年轻时被推选当过几年生产队队长，算是村里头有点见识、说得上话的人物。
后来供销社时期，他又干过一阵子供销社的小组长，算是见过些“公家”的场面。
改革开放以后，供销社改制，王乐进干脆就用家里临街的屋子，开起了这个小卖部。
卖些油盐酱醋、烟酒糖茶、针头线脑之类的日常用品。
村里人买东西方便，也多少能贴补些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