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电话机旁，拨通了局长办公室的电话：“局长，我是刘君山。关于国子监盗窃案，我们已经锁定嫌疑人，证据确凿，请求批准实施抓捕...是，明白。”
挂断电话后，他转过身，目光扫过二组的每一个人：“局长批准了。今晚十二点，实施抓捕。”
张和平站起身：“刘队，我带队。”
“不，这次我亲自带队。”刘君山说，“和平，你负责外围指挥和接应。赵大勇、李卫东，你们带第一梯队，正面突破。孙建国、陈小虎，你们带第二梯队，封锁外围。”
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七点半。大家抓紧时间吃饭休息，十一点半在这里集合。记住，嫌疑人可能藏有凶器，行动要快，要小心。”
众人应声，各自准备。张和平没有离开，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完全黑下来的天空。
北京城的冬夜，寒风凛冽。但在这个夜晚，一场准备了半个月的抓捕行动，即将展开。
薛老六...小六子...一个消失了十三年的名字，一个隐藏在人群中的影子。今晚，他要从暗处走到明处，面对他应该面对的审判。
而张和平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一切顺利进行。
他摸了摸腰间的手枪，冰冷的金属触感让人清醒。还有四个半小时。四个半小时后，一切都会有答案。
1961年冬夜，腊月十七。临近半夜十二点，北京城陷入沉睡，只有凛冽的西北风刮过胡同，卷起地面积雪，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东城分局刑侦队会议室里烟雾弥漫。墙上挂钟的指针即将重合，刘君山掐灭手中的烟头，火星在搪瓷缸里发出“滋”的一声轻响。他环视围坐桌旁的张和平、赵大勇、李卫东、孙建国、陈小虎五人，目光锐利如刀。
“各小组最后确认。”刘君山声音低沉。
赵大勇翻开笔记本：“第一组，我、小虎，配枪两支，负责正面突入。鼓楼派出所两位同志配合，已就位院外。”
李卫东接道：“第二组，我、建国，配枪一支，守住院子后墙和东西两侧，防止跳墙。交道口派出所支援四人。”
张和平摊开手绘的鼓楼大杂院平面图，用铅笔点了点西厢房的位置：“根据盯梢，薛老六今晚七点四十五分返回，之后屋内灯亮过两次，目前漆黑，应已睡下。此人警觉，但未发现武器。”
刘君山点点头，看向墙上“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标语，这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方针。他特意补充：“院里的王大妈和几位积极分子已经打过招呼，会配合我们，防止惊动其他住户引起混乱。记住，行动要快、要准、要稳。”
“明白！”五人齐声应道，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有力。
十一点五十分，两辆没有开警灯的吉普车和几辆自行车悄然驶入鼓楼东大街，在距离大杂院百米外的暗处停下。寒风中，人影迅速散开，融入胡同的阴影里。张和平跟随刘君山，登上隔壁院子一处早就观察好的矮房房顶，这里能俯瞰整个西厢房。
视野中，大杂院寂静无声，只有西厢房窗棂上糊的旧报纸，在风中轻微颤动。零下十五度的气温，让伏在屋顶瓦片上的张和平感到刺骨的寒意，但他握枪的手依然稳定。
挂钟终于指向十二点整。
刘君山对着手中的步话机，吐出两个字：“行动。”
赵大勇和陈小虎如同蓄势已久的猎豹，从院门两侧闪出。王大妈早已按照约定，虚掩着院门。两人悄无声息地进入院子，直扑西厢房。
“公安！开门！”赵大勇用枪托重重砸向门板，声音在寂静的院子里炸响。
几乎在同时，屋内传来“哐当”一声闷响，像是有人从床上滚落。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和窗户被猛力推动的吱嘎声——薛老六想从后窗逃跑！
“后窗！”赵大勇吼道。
守在屋后的李卫东和孙建国早已严阵以待。后窗刚被推开一条缝，一支冰冷的枪管就抵住了窗框：“别动！再动开枪了！”
屋内瞬间死寂。
“薛老六！你被包围了！双手抱头，走出来！这是你唯一出路！”张和平在屋顶上厉声喊道，声音穿透夜色。
几秒钟令人窒息的沉默后，西厢房的门“吱呀”一声从里面被拉开。一个穿着单薄内衣的身影，在寒冬的月光下瑟瑟发抖地出现在门口，正是薛老六。
他脸上最后一丝侥幸也消失了，只剩下颓败与惊惧。李卫东和孙建国迅速从两侧上前，将他双臂反剪，冰冷的手铐“咔嚓”锁紧。
“搜！”刘君山和张和平从屋顶下来，走进还残留着体温和烟草气味的屋子。技术科的同志随后进入，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开始仔细勘查。
在床板下的隐秘处，除了之前发现的那双“前进牌”胶鞋，又找到了几样关键物证：一小包用油纸裹着的专用撬锁工具、半盒火柴、几张不同面额的旧粮票，以及，压在枕头底下的一把磨得锋利的匕首。
赵大勇拿起匕首，在灯下看了看锋刃，冷哼一声：“还藏着这个。”
薛老六被押上吉普车时，整个大院的其他住户竟无一人被惊动出门张望。只有王大妈从门缝里望了一眼，对守在门口的片警老周点了点头，眼神里透着“早该抓了”的快意。
这正是“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力量的一次静默而高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