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九年，六月初五，晨。
当第一缕阳光刺破西山的轮廓，将金色的光辉洒向永定河畔的卢沟桥时，这座见证了无数王朝兴衰的古老石桥，迎来了它历史性的一刻。
桥东，猎猎晨风中，一面玄底金边、足有两丈高的“陈”字大纛，缓缓升起，迎风怒展。
大纛之下，北伐中路大军先锋大将曹变蛟，顶盔贯甲，手按剑柄，肃然立马桥头。
他身后，是五千名从保定血战中淬炼而出的精锐步骑，盔明甲亮，刀枪并举，沉默中透着凛冽的杀气。
更后方，烟尘滚滚，更多的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开进，在卢沟桥西岸的旷野上，依令扎下营盘，连绵的旌旗一眼望不到边际。
曹变蛟没有急于过桥。
他举起单筒千里镜，向着东北方向，那座在晨雾与霞光中若隐若现的、巍峨而沉默的巨城轮廓望去。
北京。
大明的京师，满清的都城，如今，是大陈王师北伐的最终目标之一，就这么沉默地、似乎毫无防备地矗立在地平线上。
城墙的轮廓、城楼的飞檐、甚至隐约可见的正阳门箭楼，在千里镜中清晰可辨。
没有预想中如林的旌旗，没有密集的守军身影，只有一种死寂的、令人心悸的沉默。
“将军，探马来报！”
一名夜不收哨骑飞马而至，在曹变蛟马前滚鞍下马，“北京九门紧闭，城头守军稀疏，旗帜不整。
永定门、右安门方向，有零星百姓试图出城，皆被守军驱回。
城内……异常安静。”
“安静？”
曹变蛟放下千里镜，眉头微蹙。
这安静，比激烈的抵抗更让人捉摸不透。
“再探！重点探查朝阳门、东直门，看是否有军队调动迹象。
派会说满话、蒙古话的斥候，尽量靠近城墙，听听动静。”
“得令！”
曹变蛟回身，对身后的传令官道：“传令后续部队，就在卢沟桥以西，依地势扎营。
深沟高垒，多设鹿角拒马。
前军营哨推进至桥东三里，设立警戒线。
炮队，择高地构筑阵地，炮口给我对准正阳门、永定门方向，但未经本将号令，一炮也不许放！”
“遵命！”
命令迅速传达。
训练有素的大陈军各部立刻行动起来。
步兵开始挖掘壕沟，构筑胸墙；骑兵在外围游弋警戒；工兵指挥民夫，将一门门沉重的“破虏”炮推上预先勘测好的高地，炮手们紧张地测算着射距，调整着炮口角度。
偌大的军营，除了军官的口令声、工具的碰撞声和骡马的响鼻，并无喧哗，一股凝重而肃杀的气氛弥漫开来。
曹变蛟的谨慎是有道理的。
北京，这座城池的意义太过重大。
它不仅是政治象征，更是北方汉民心中难以言喻的痛与结。
强攻，或许能下，但必然造成巨大破坏和伤亡，更会深深刺痛那些仍对前明怀有复杂感情的人心。
况且，城内情况不明，焉知这不是清廷的空城计，或藏着什么最后的疯狂？
日上三竿，更多的探报传回。
“报！德胜门、安定门方向，有少量旗人装束者携家带口，试图从水关出城，被守军拦截，发生小规模冲突！”
“报！朝阳门外，发现小股骑兵，约百人，像是蒙古人装束，在城外逡巡片刻后，从东便门方向入城！”
“报！城内细作冒死传出消息：留守的满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子与大学士刚林等，仍在城内，但已无法有效控制军队。
八旗兵多已逃亡或躲入内城，汉军绿营军心涣散，多有私下串联。
粮价飞涨，百姓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