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直隶、河南等人口稠密省份，招募无地农民、安置退伍士兵，携家带口，迁往黑龙江、吉林的河谷平原地带。
官府提供种子、农具、耕牛，甚至预支口粮，减免赋税，建立军屯、民屯村落。
这些移民点如同钉子，牢牢扎在边疆，不仅生产粮食，补充军需，更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使汉民成为北疆不可忽视的稳定力量。
经济上，着力开发地方，有限制开放贸易。
赵勇深知，边疆的长治久安，离不开经济的支撑。
他组织人力，勘探金矿、煤矿、人参、貂皮等资源，由官府控制开采或征收特产税。
在吉林、黑龙江城、宁古塔等地设立官营作坊，生产农具、兵器、日用品。
鼓励内地商人前来贸易，但需领取“路引”，在指定互市地点（如瑷珲、吉林）交易，严禁私下与土着或罗刹人交易违禁品（如铁器、火药）。
对于与罗刹的贸易，赵勇严格控制在尼布楚一处，并派官员严加管理。
罗刹商人带来的皮毛，需经官府检验、定价、抽税后，方可与内地商人交易。
大陈输出的茶叶、丝绸、大黄等，也由官府控制数量和质量。
这种管制贸易，既满足了罗刹人对中国商品的部分需求，减少了其武力南侵的动力，又使朝廷掌握了贸易主动权，获取了税收和皮毛等重要物资。
启明六年至八年，在赵勇雷厉风行的经营下，大陈在北疆的统治逐渐稳固。
残清势力被基本肃清，罗刹人慑于兵威与《尼布楚约定》，未再大规模南犯，边境地区获得了难得的相对平静。
黑龙江、吉林等地新增屯田数百万亩，人口稳步增长，城镇初具规模，驿道和江运得以恢复。
朝廷的政令，终于能够相对顺畅地抵达这片曾经天高皇帝远的“龙兴之地”。
然而，这种“安定”是建立在强大军事存在和赵勇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基础仍显脆弱。
北方的罗刹帝国扩张之心未死，对《尼布楚约定》的正式承认一波三折；广袤山林中的部落并非全部真心归附；漫长的边界线防守压力巨大；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遥远的路途，使得驻防和补给成本高昂。
北疆的安宁，如同黑龙江上冬季的冰层，看似坚固，实则暗流涌动，仍需帝国持续投入巨大的精力与资源予以维系。
但无论如何，赵勇在这三年中，成功地将帝国的北疆从军事冲突前沿，转变为了一个初步具备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能力的边疆区。
这为朝廷集中力量应对其他方向的挑战，尤其是即将展开的、更为波澜壮阔的南洋经略，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黑龙江的冰雪再次消融，驿道上送往北京的，除了边疆安稳的奏报，还有来自更南方海洋的、充满诱惑与挑战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