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殿封赏的余音与宫宴的酒香尚未散尽，紫禁城深处，乾清宫 西暖阁的灯光，却常常亮至深夜。
陈远端坐于御案之后，面前摊开的并非贺表与祥瑞奏章，而是兵部 的天下镇戍兵额册、户部 的各省钱粮起运存留表、都察院 与锦衣卫密报的各地将帅动向汇编，以及一份他自己亲笔书写的、列满了当朝重臣名字与简注的密折。
跳跃的烛光映照着他已显沧桑但目光愈发深邃的面容。
封赏时的慷慨与宴饮时的温煦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帝王者独有的、冰冷的审视与深沉的忧虑。
他在思考一个中国历史上所有开国雄主都无法回避，且大多处理得血雨腥风的终极难题：“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兔死狗烹”的阴影，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对现实局势冷静乃至残酷的分析：
第一，军事势力的尾大不掉。
尽管推行了“兵将分离”、“调兵权、统兵权、指挥权三分”的新军制，但十数年的战争，造就了一批战功赫赫、在军中威望极高、且拥有大批旧部嫡系的统帅。
朔国公赵胜，名义上“总制天下兵马大元帅”虽是荣誉衔，但他长期执掌中军都督府 和京营，门生故旧遍布北疆、西北驻军。
靖海公赵勇，掌控着帝国最强大的水师，在沿海将士心中地位崇高。
这两位公爵，任何一人若有异心，都能调动足以震动国本的军事力量。
其余侯、伯，也多是一方镇守，如定西侯孙传庭 在陕西、经略侯洪承畴 在西南，皆是根深蒂固。
第二，政治派系的盘根错节。
功臣们不仅手握兵权，更通过联姻、荐举、师生、同乡等关系，在朝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
赵胜与部分北方籍武将、文官过从甚密；秦玉凤虽为女子，但其麾下将领与朝廷中支持“新政”、“实学”的官员多有交集；赵勇则与闽粤籍的海商、官僚集团联系紧密。
这些派系平时或许相安无事，但一旦涉及重大利益分配或权力更迭，极易形成党争，甚至可能架空皇权。
第三，经济基础的日渐雄厚。
朝廷的封赏极为丰厚，功臣们不仅拥有巨额金银赏赐，还获赐大量田庄、店铺，甚至部分矿产的开采权。
他们利用这些资本，或暗中经营，或与商人勾结，财富迅速积累。
经济实力的膨胀，必然助长其政治野心和独立性。
第四，潜在的地方分离倾向。
秦玉凤久镇北疆，对蒙古事务了如指掌，在草原各部中声望卓着，某种程度上，她本人就是北疆稳定的“定海神针”，但这“针”若自己动了呢？
赵勇在沿海及海外的影响力无远弗届。
洪承畴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威望正隆，对云贵川的掌控力极强。
这些封疆大吏，在远离中央的区域经营日久，难免形成“独立王国”的雏形。
第五，也是最关键的，是“后陈远时代”的隐忧。
陈远自己年富力强，尚能凭借开国皇帝的绝对权威、非凡的个人魅力以及共同的创业记忆，驾驭这群骄兵悍将。
但他不能不思考身后之事。
太子陈弘绪虽然聪慧，接受徐光启等人的教导，通晓新政，但毕竟年轻，未曾经历残酷战争，能否镇得住这些叔伯辈的元勋？
若自己一朝晏驾，主少国疑，这些权柄滔天的功臣，是否会成为霍光、曹操之流？
汉初诸吕之乱、七国之乱，明初蓝玉案、胡惟庸案……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
陈远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那份名单。
赵胜……忠心毋庸置疑，但性格刚直，有时过于揽权，其子侄亦多在军中任职。
秦玉凤……对自己绝对忠诚，且是后宫贵妃，关系特殊，但她权力过重，又与军方、蒙古牵连太深，其养子也已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