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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莫斯科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李卫民是在十一月抵达这座城市的。
飞机降落的时候，窗外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路灯在暮色中亮起来，橘黄色的光落在雪地上，像碎了一地的金子。
在众人的簇拥下，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走出机场，冷风迎面扑来，带着北方特有的干燥和凛冽。
他深吸了一口气，那味道让他想起了七年前的东北边境，想起了那个背着一杆步枪、眼睛像贝加尔湖冰面的女人。
这次来莫斯科，名义上是为了一部合拍片。华光国际跟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谈了大半年的项目终于敲定了，二战题材，大场面，需要毛熊国方面提供场地、设备和军事顾问。
作为公司的掌舵人，他本可以派别人来，可他还是亲自来了。
他跟自己说这是对项目的重视，可心里明白，那不过是个借口。他真正想见的，是那个七年前在风雪中与他并肩御狼的女人。
他甚至在出发前特意翻了翻空间，那把小巧的手枪还在，被他保养得闪闪发亮。
想要在人海茫茫之中找到她，他知道希望渺茫。
毛熊国这么大，莫斯科这么远，叶卡捷琳娜在远东军区服役，不一定在这里。
就算她在，茫茫人海，怎么遇？就算遇见了，七年过去了，她还会记得他吗？他不敢想太多，怕想多了失望更大。
合拍片的会谈持续了三天。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伊万诺夫是个热情的胖子，每次开会都准备一大桌子茶点，黑面包、鱼子酱、伏特加，一样不少。
李卫民用熟练的俄语跟他交谈，这让伊万诺夫觉得很惊讶。
第三天下午，合同签了。
伊万诺夫拉着他的手说晚上要请他吃饭，好好庆祝。
李卫民有些疲惫，推说想回酒店休息。
伊万诺夫也不勉强，拍着他的肩膀说改天再约。
李卫民回到酒店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酒店在莫斯科市中心，名叫“国家酒店”，是那种老派的、带着苏联式厚重感的建筑，大理石地面，黄铜扶手，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
他的房间在四楼，窗户正对着红场，能看见圣瓦西里大教堂五彩斑斓的尖顶在暮色中若隐若现。
他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坐在床边，揉了揉太阳穴。
三天的高强度会谈让他有些疲惫，脑子里乱哄哄的，合同的条款、翻译的措辞、伊万诺夫的热情——都乱成一团。
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那把马卡洛夫PM手枪握在手心里。
铁质的器材被他的体温捂热了，他盯着这把手枪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放在床头柜上，躺下来，闭上眼睛。
有人在敲门。
李卫民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下午五点四十分。
他以为是酒店的服务生，说了声“进来”，可没人应。敲门声又响了，这回比刚才重了一些。他站起来，走过去，拉开门。
走廊里站着一个小男孩。
他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外套，帽子歪戴在头上，露出一撮黑色的头发。
他的脸被冻得红扑扑的，鼻尖挂着一点清涕，可那双眼睛很亮，黑得像两颗刚洗过的葡萄。
他仰着头看着李卫民，目光里有好奇，有紧张，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亲近感。
李卫民愣了一下。这个小男孩的面孔让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在哪里见过，又不像。他用俄语问了一句：“你找谁？”
小男孩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举起来，踮着脚尖递给他。
李卫民接过来，展开。
纸条上的字迹娟秀，一笔一划写得很认真，像是练过书法，可那字里行间带着一种生涩，显然写字的人不是中国人。内容是中文，只有短短几行——
“还记得远东边境的那一夜吗？明天中午十二点，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广场，我在那里等你。如果你还记得那个给你马卡洛夫手枪的人，就来。”
李卫民的手指微微发抖。他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他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小朋友，这纸条是谁给你的？”
小男孩用俄语说：“一个阿姨。”
“她长什么样？”
“高高的，很漂亮，眼睛是蓝色的。”小男孩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她给我买了糖果。”
李卫民笑了，那笑容里有惊喜，有不可置信，还有一种被压抑了七年、此刻忽然破土而出的滚烫的东西。
他伸出手，摸了摸小男孩的头发，他的头发很软，很黑，温热的，带着一股奶香味。“谢谢你。”他说。
“你等会儿。”李卫民转身从房间内拿出几块巧克力糖果给小男孩。
小男孩害羞的接过后，咧嘴笑了笑，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然后转身跑了。走廊里传来他的脚步声，哒哒哒，渐渐远了。
李卫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纸条，很久没有动。
他的手指摩挲着纸条上的字迹，除了叶卡捷琳娜，没有人会对他这么说了。
那场雪，那个边境线上的夜晚，那一整夜的相互依靠和御狼疗伤，还有她临别时交给他的手枪。那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记忆。
他把纸条贴在胸口，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她在这里，她在莫斯科。
晚上，他几乎一夜没睡。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把纸条拿出来看了十几遍，每一遍都觉得不是真的，又看，又确认。
他想起七年前，在东北边境线上的那个夜晚。
他们并肩坐在火堆前，她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跟他说话，讲她在远东军区的故事，讲她喜欢骑马胜过开车，讲她为什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边境线上。
她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点沙哑，像大提琴的低音弦被缓缓拉动。
而他，也和她分享了他的一些生活。
两个人就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依偎在了一起，也不知道是谁先主动的。
没有人说话，只有火堆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狼嚎。
他们的呼吸交织在一起，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里凝结成白雾，又散开。
她的身体很热，很软，像一团燃烧的火。
她的手指抓着他的后背，抓得很紧，指甲陷进他的皮肤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他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闻见她身上的味道，混着雪花和硝烟，还有一点点血腥味——是她的伤口渗出来的。
他没有问她为什么，她也没有解释。在那个风雪交加的边境线夜晚，他们像两个迷路的孩子，在人世间的荒原上偶然相遇，用彼此的体温取暖。
天亮的时候，她已经穿好了军装，站在晨光里，头发被风吹得凌乱。
他把长命锁递给她，她也回赠了手枪给他。
他接过手枪，她的手指碰到他的手背，冰凉。他想说点什么，她已经头也不回地走了。
脚步踩在雪地上，溅起一片雪雾，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白茫茫的天地间。他站在那里，手里攥着手枪，站了很久。
第二天，天气晴好。
莫斯科难得出了太阳，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白光。李卫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阿尔巴特街。
普希金广场不算大，广场中央竖着一尊普希金的铜像，诗人微微低着头，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凝视着某个人。
铜像上落了一层薄雪，风吹过来，雪沫从诗人的肩头飘落。
广场周围是商店、咖啡馆、书店，人来人往，有人在买东西，有人在聊天，有小孩在追鸽子，有一对情侣坐在长椅上分享一盘冰淇淋。
李卫民站在铜像旁边，大衣领子竖起来，两手插在口袋里。
他的手心里攥着那个定情信物，攥得很紧，指节泛白。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每一张面孔，从东边看到西边，从南边看到北边，一遍又一遍。每一个高挑的女人走过，他都会多看两眼，确认是不是她。可都不是。
时间过得很快。十一点，十一点半，十二点，十二点半。
人群中来来往往，没有叶卡捷琳娜。
他告诉自己不要急，也许她路上耽搁了。他不走了，就在铜像旁边站着，像一尊雕像，目不转睛地盯着广场的入口。
下午一点，一点半，两点。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他的影子从短变长，又从长变短。他站得腿有些酸了，走到旁边的长椅上坐下，仍然盯着广场的入口。他怕自己坐下了就看不见了，又站起来，走回铜像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