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顶层，那扇紧闭的、厚重的合金门上方，暗红色的指示灯固执地亮着，像一只永不阖上的、充满警示意味的眼睛。门内，是无影灯下的生死战场；门外，是时间被无限拉长的煎熬走廊。
临时指挥室紧邻抢救区，隔音并不完美，仪器规律的滴答声、医护人员短促的指令声、偶尔传来的器械碰撞声，如同背景音般渗透进来，不断提醒着外面的人们：里面的战斗，仍在继续，且异常激烈。
祁国栋站在指挥室的单向玻璃窗前，背对着房间。玻璃映出他模糊而紧绷的侧影。
他已经维持这个姿势很久了，仿佛一尊凝固的雕塑，只有微微起伏的肩膀和偶尔划过玻璃的、深沉的目光，证明他并非真的静止。
他手里攥着的，是省医专家团队每隔二十分钟送来的一份简短的“病情通报”。
第一份：“患者深度昏迷，血压波动剧烈，已使用多种血管活性药物维持。初步头颅CT未见大面积出血，但基底节区及脑干可见可疑低密度影，高度怀疑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不排除合并脑水肿。血液酒精浓度严重超标，加重心脏负荷及代谢紊乱。已启动卒中绿色通道所有预案，静脉溶栓评估中……”
第二份：“经多学科会诊，结合临床及影像，确诊为‘急性脑干梗死’合并‘急性酒精中毒’、‘高血压危象’。患者梗塞位置关键，病情极其危重，随时可能出现呼吸心跳骤停。静脉溶栓因时间窗和出血风险评估后暂未进行，已采取强化脱水降颅压、稳定血压、清除自由基、保护脑细胞及对症支持治疗。呼吸机辅助通气中……”
第三份：“患者生命体征仍极不稳定，颅内压监测显示压力持续偏高。出现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已予药物控制。医疗组正在讨论是否需进行更积极的干预，如亚低温治疗、血管内介入取栓等，但因患者基础状况差，风险极高……”
每一份通报，都用最专业的术语描述着最凶险的状况。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针，扎进祁国栋的神经。
脑干梗死——“生命中枢”的梗塞，死亡率极高，即使幸存，也往往遗留严重残疾。急性酒精中毒如同火上浇油，严重干扰代谢，加重脑水肿和心脏负担。高血压危象则是撕裂血管的帮凶。
郑其民部长，这位勤勉务实、本该在考察中为高桥省带来更多支持与指导的中央大员，此刻正躺在几米之外的抢救床上，命悬一线。
“祁书记，喝点水吧。”孙陆雨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声音干涩。他和王启明，还有其他几位省领导，都或坐或立地待在指挥室里，没有人离开，也没有人说话，空气沉闷得几乎要滴出水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疲惫、焦虑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王启明更是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背佝偻着，眼神呆滞地望着地板。
祁国栋接过水，拧开盖子，却只是润了润干裂的嘴唇。他感觉不到渴，也感觉不到饿，所有的感官似乎都聚焦在那扇门和门上的红灯上。“调查组那边，联系了吗？”他的声音嘶哑。
“联系了。”孙陆雨点头，“带队的领导表示，理解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抢救生命，他们已抵达榕华，入住指定宾馆，暂不公开活动。但要求我们，在保证抢救的前提下，尽快提供事件详细经过的书面报告和相关人员的初步问询记录副本。他们……可能会先进行外围调查。”
“给他们。”祁国栋毫不犹豫，“所有资料，如实提供。包括我的指示记录，现场监控录像，服务人员的证词，一切。不要有任何修饰或隐瞒。”
“可是书记……”一位副省长忍不住开口，面露忧色，“有些细节，比如个别干部敬酒的动作和话语，如果完全如实……会不会被过度解读？加重我们的责任？”
祁国栋猛地转过头，眼神锐利如刀，看向那位副省长：“加重责任？现在还有什么责任比郑部长的生命更重？！如果我们自己先想着掩盖、修饰，那才是真正的失职，是政治上的自杀！调查组不是瞎子，更不是傻子！现在，诚实和全力救人，是我们唯一也是最好的选择！”
副省长被祁国栋的目光逼视，脸色一白，低下头不敢再言。
“陆雨，”祁国栋看向孙陆雨，“你亲自去对接调查组，态度要端正，配合要彻底。但原则就一个：所有问询、调查，不能影响医院的抢救工作，不能干扰医护人员。这是底线。”
“明白。”孙陆雨重重点头。
就在这时，抢救室的门突然从里面被猛地推开了一道缝隙，一名穿着绿色刷手服、戴着口罩和帽子的医生快步走了出来，正是抢救小组的副组长，神经内科的主任。他额头上满是细密的汗珠，眼神焦急。
所有人都瞬间站了起来，心脏提到了嗓子眼。
“祁书记！情况有变！”主任语速极快，“患者颅内压持续攀升，药物控制效果不佳，CT复查显示脑干水肿范围有扩大趋势，已经压迫到呼吸中枢和心血管中枢！再这样下去，随时可能发生脑疝，一旦脑疝形成，就……就回天乏术了！”
“脑疝”两个字，像冰锥一样刺入所有人的心脏。那是脑卒中患者最凶险的并发症之一，意味着脑组织被挤压移位，生命中枢受到致命压迫，死亡率极高。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祁国栋一步跨到主任面前，声音因为急切而有些变调。
“医疗组正在紧急讨论！”主任快速说道，“常规药物脱水已经到了极限。现在有两个非常规方案：第一，紧急行‘去骨瓣减压术’，打开部分颅骨，给肿胀的脑组织一个释放空间，这是目前降低颅内压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但手术本身风险巨大，尤其对于脑干病变的患者，术中术后都可能出现无法预料的大出血、感染、神经功能进一步损伤甚至死亡；第二，尝试进行‘血管内介入取栓’，如果能够证实有较大的责任血管堵塞，并且成功取出血栓，理论上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血流，但同样风险极高，患者目前的生命体征能否耐受手术、梗塞部位是否适合取栓，都是未知数，而且时间拖得越久，取栓成功的可能性越低。”
两个方案，都是搏命的选择，都是在悬崖边上走钢丝。
“成功率有多少？哪个更好？”王启明颤声问。
“无法给出确切成功率！”主任摇头，语气带着医生的严谨和无奈，“每个患者情况都独一无二。去骨瓣减压更直接针对高颅压，但创伤大；取栓如果成功，可能逆转病情，但手术复杂且对条件要求苛刻。现在需要家属……需要领导尽快决策！时间不等人，每多拖一分钟，脑细胞就多死亡一批，恢复的希望就渺茫一分！”
决策！这个沉重的词语压了下来。郑部长的直系家属远在京城，正在赶来的路上。此刻，能为他做出生死决定的，竟然是作为东道主、间接导致这一切的祁国栋和省里领导。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祁国栋身上。巨大的压力如同实质的山岳，轰然压在他的肩头。这个决定，不仅仅关乎郑部长的生命，也关乎高桥省未来的命运，更关乎他祁国栋的政治良心和职业伦理。
选择激进手术，成功了或许能抢回一条命，但若失败，他将背负“草率决定导致部长死亡”的罪名；选择保守治疗，看似稳妥，但如果部长最终因为颅内压过高而亡，他同样难逃“延误抢救时机”的指责。这是真正的两难绝境。
祁国栋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异常苍白，但他的眼神却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最初的剧震，迅速恢复了沉静，那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反而超脱出来的、近乎冷酷的理智。
他没有去看任何人的表情，也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目光直视着神经内科主任，一字一句地问道：“医生，我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以你们目前掌握的所有情况和国内、国际最新的救治指南来看，对于郑部长这样的危重脑干梗死合并严重高颅压患者，单纯依靠现有药物治疗，存活并保留较好神经功能的可能性，还剩多少？第二，如果选择手术，你们医院，你们这个团队，做这两类手术的经验、技术和设备条件，在省内，甚至在国内，处于什么水平？你们有多大的把握，把手术本身的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