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日，哈尔滨的黎明来得迟缓而凝重。
松花江还在冬眠，冰面泛着幽蓝的冷光，像一块巨大的、布满裂痕的玻璃。林默站在江堤上，风从江面卷来，带着冰碴子打在脸上，细密地疼。他俯身，军大衣下摆扫过冻得硬邦邦的泥土，手伸向江边——那里的冰已经开始融化，露出一掌宽的黑水。
他挖起一把土。
土是黑的，东北特有的、能攥出油来的黑土，可此刻在他掌心，却硬得像碎石子。他用手指捻，土块缓慢地碎裂，露出里面依然冻着的芯子。寒气从指尖窜上来，沿着手臂，直抵心口。
“林工，冻土层测量结果出来了。”
身后传来年轻的声音。林默回头，看见省农科院的技术员陈树平，一张娃娃脸冻得通红，鼻尖上还挂着清鼻涕。小伙子手里攥着温度计，另一只手捧着笔记本，笔记本的纸页在风里哗啦啦地翻。
“地表温度，零下三度。冻土层……”陈树平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最深处有四十二厘米。按这化冻速度，大面积开耕，至少得等到三月二十日以后。”
林默没说话。他把手里的土慢慢撒回地上，看着那捧黑土散落在冰与土的边缘。然后他直起身，望向江对岸——那里是广袤的、尚未苏醒的田野，去年秋收后留下的茬子还戳在雪地里，一丛一丛，像大地长出的胡茬。
“等不了。”林默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三月二十日开耕，播种期就要压缩到六十天。今年气象预报看了吗？”
“看了。”陈树平赶紧翻笔记本，“春旱概率大，夏季可能有涝……”
“所以必须抢时间。”林默打断他，转过身。江堤下，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都是各区的农业干部，有的骑马刚到，马鼻孔里喷着白气，人在马背上搓着手，呵出的气在晨光里凝成团团白雾。
林默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这些脸，有的年轻，有的苍老，有的戴着眼镜像个书生，有的脸颊上有冻疮留下的深紫色斑痕。但他们都在看着他，目光里有焦灼，有期待，也有不易察觉的惶恐。
今年要耕种三千万亩土地。
要养活两千万人。
这数字林默在心里滚过无数遍，每次滚过，都沉甸甸地压着胸口。去年是好年景，风调雨顺，加上推广了新品种、新农具，创下了亩产六百斤的奇迹。可老天爷不会年年赏饭吃，今年的预报，白纸黑字写着“旱”“涝”两个字。
“同志们，”林默提高了声音，风把他的声音吹得有些散，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今年春耕，是一场仗。一场必须打赢的仗。”
人群寂静。只有马偶尔打个响鼻，蹄子不安地刨着冻土。
“冻土深，我们就提前准备。时间紧，我们就昼夜不停。从今天起——”林默顿了顿，一字一句，“备耕总动员，开始。”
二、礼堂灯火
3月3日，凌晨四点，哈尔滨还在沉睡。
但东北局大礼堂外，已经人影幢幢。马蹄声、车轮声、脚步声，混杂在尚未散尽的夜色里。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北三省十八个专区的农业干部，有的骑马赶了两天两夜的路，军大衣的毛领上结着白霜；有的挤在敞篷卡车上，脸冻得发青，一下车就拼命跺脚。
礼堂里没有暖气，但人挤人，呵出的气在头顶聚成一片白蒙蒙的雾。长条木椅不够坐，后来的人就倚墙站着，或者干脆蹲在过道里。空气里有烟草味、汗味，还有从外面带进来的、冰冷的泥土气息。
八点整，林默走上主席台。
台下瞬间安静。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看向他。林默今天穿了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他没拿讲稿，只手里攥着个玻璃瓶。瓶子里，金黄的玉米种子在灯光下泛着润泽的光。
“同志们。”
林默的声音在空旷的礼堂里回荡，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实实在在。
“都冷吧？我也冷。”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台下有人轻笑，紧绷的气氛松动了些。
“可咱们心里，得揣着一团火。”林默举起玻璃瓶，“看见了吗？这是‘抗寒一号’，农科院新培育的品种。零度就能发芽，比老品种早熟十五天。十五天，意味着什么？”
他环视台下：“意味着如果六月有涝，咱们的庄稼已经抽穗了，涝不着。如果秋天早霜，咱们的粮食已经灌饱浆了，冻不着。”
台下响起嗡嗡的议论声。早熟十五天，这对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简直是救命的时间。
“今年，我们要推广五百万亩。”林默的声音压过议论，“不只是这个品种，还有新的耕作方法、新的农机具。杨将军——”
坐在主席台侧面的杨树站起身来。这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将军，如今主管东北的农机调配，脸上的刀疤在灯光下格外显眼。
“农机局已经调配了两千台拖拉机、五千台播种机。”杨将军的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斩截，“但不够，远远不够。咱们东北这么大，三千万亩地，靠这些机器，杯水车薪。”
台下静了静。有人小声叹气。
“所以——”杨将军话锋一转，“要土洋结合！有拖拉机的用拖拉机，没有的，就用马拉播种机，连马都没有的，用锄头刨，也得把种子给我埋进土里！”
“人拉犁，肩挑担，咱们又不是没干过。”台下有人喊了一嗓子，是辽北专区的一个老区长，嗓门粗豪。
“对！”林默接过话头，“但今年，咱们要干得更巧，不是硬干。什么叫巧？”
他转身，指了指身后悬挂的巨大地图。地图上，红蓝两色标注着密密麻麻的计划：红的是粮食作物，蓝的是经济作物；实线是已有机耕道，虚线是待修的水利线路。
“水利要配套，种子要优化，田间管理要科学化。”林默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松花江灌渠必须三月贯通，东辽河堤防要在汛期前加固，各地的小型水库、塘坝，能修的修，能补的补。”
“可是林工——”台下站起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是吉林专区的农业技术员，声音有些怯，“这些工程都需要人，可现在春耕在即，劳力本来就紧张……”
“问得好。”林默点点头，“所以我们要统筹。水利工程，用农闲时的劳力，用妇女，用半劳力。春耕大忙时，精壮劳力全部下地。各专区、各县，要排出时间表，像打仗一样，精确到天，甚至到时辰。”
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简单的窝窝头就咸菜，大家蹲在礼堂外边吃边继续讨论；从中午开到傍晚，煤油灯点起来了，在浓重的烟雾里，灯光昏黄如豆。
林默几乎没坐过。他在主席台和台下之间走动，听一个老农技员讲土壤改良的土办法，和一个年轻干部争论化肥调配的比例，又蹲在地上，用粉笔给几个合作社主任画轮作示意图。
夜深了。哈尔滨静下来，窗外只有风声。礼堂里，算盘声噼啪响——会计们在核算农资分配数字；打字机咔嗒咔嗒——秘书处在赶制文件草稿；还有低低的、持续的争论声，关于种子配发顺序，关于农机调配优先级，关于假如真的发生春旱该怎么办……
凌晨两点，当《1948年春耕实施方案》最终定稿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这份三十七页的文件，从种子供应、农具检修、水利建设、劳力调配，到病虫害防治、收割入库，甚至包括万一歉收时的应急储备，事无巨细。
林默握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文件，手有些抖。不是累，是沉。这薄薄的几十页纸，关系着千万人的饭碗，关系着这片土地上，能不能再熬过一个冬天。
“散会。”他最终只说出了这两个字。
人群默默散去，马蹄声重新响起，消失在哈尔滨的深夜里。他们要把这份方案，带回十八个专区，带回一百多个县，带回成千上万个村庄。
天，快亮了。
三、铁牛苏醒
3月5日，佳木斯农机站。
天刚蒙蒙亮，院子里的喧嚣就开始了。五十台苏联援助的“斯大林-80”拖拉机，像五十头沉默的铁牛，整齐排列在露天地里。一夜的霜，在它们深绿色的装甲上镀了层银白。
赵大山从维修车间里钻出来，手里拎着扳手，呵出的气在胡茬上结了细冰凌。他是农机站最老的技工，从伪满时期就在这儿修机器，今年五十八了，背有点驼，可一双手还稳当得像台钳。
“师傅，这辆。”徒弟小柱子指着一台拖拉机，履带松垮垮地耷拉着。
赵大山没说话，蹲下身，手在履带上一节一节摸过去。零下十度的铁，沾手就撕下一层皮。他摸到第三个滚轮时，停住了。
“这儿。”他用扳手敲了敲，声音发闷，“轴承碎了。”
“仓库里没备件了。”小柱子苦着脸，“苏联的配件，去年就用完了。咱们自己厂的，规格对不上。”
赵大山直起身，眯眼看了看天。灰白色的天空，没有云，也没有太阳，就是一片冻住的、厚重的灰。他又蹲回去，这次干脆躺到车底下去。冰冻的地面透过棉袄，寒气针一样扎进来。
他在车底下待了二十分钟。出来时，脸冻得发紫，可眼睛里有光。
“有办法。”他把小柱子叫过来，用粉笔在冻硬的地上画图，“看见没，这个承力结构，咱们可以用轧钢厂的废料，重新车一个。尺寸我改过了，这儿加厚两毫米，这儿开个槽……”
他讲得仔细，小柱子听得更仔细。周围几个技工也围过来，蹲成一圈，看着地上那幅简陋却精确的草图。风刮过来，粉笔痕有点模糊，赵大山又描了一遍。
“能行吗，师傅？”有人小声问。
“不行也得行。”赵大山说，“离春耕就剩半个月，这些铁牛有一头趴窝，就少耕几百亩地。少几百亩地，就少收几万斤粮。几万斤粮，够一个村子吃一冬。”
他说完，又钻进车底下去了。这次带着小柱子，师徒俩在车底叮叮当当敲打起来。其他技工散了，各自回到自己的拖拉机前。院子里，扳手声、锤击声、偶尔的吆喝声，混成一片粗粝的交响。
中午时分，林默来了。
他没惊动任何人，悄悄走进院子，在一台台拖拉机间穿行。有的拖拉机已经发动，突突地冒着黑烟；有的还拆开着，零件摆了一地；技工们蹲着、跪着、躺着，手上脸上都是油污。
他在赵大山那台车前停下。车还趴着，赵大山半个身子探在引擎盖里，小柱子在
“老师傅，”林默开口，“这台什么时候能修好？”
赵大山从引擎盖里退出来，看见是林默，用袖子抹了把脸，抹出一道油污的黑痕。“今天，今天一定修好。”
“缺配件？”
“嗯，自己改了一个。”赵大山从车底摸出那个新车的轴承，铁疙瘩还热着，显然是刚加工出来的。
林默接过来，掂了掂，又仔细看那精巧的改造。“好手艺。”他由衷地说，“这办法，其他车有类似问题也能用？”
“能。我画了图，让柱子去教其他人了。”
林默点点头。他喜欢这样的工人——话不多，可手里有活，心里有数。
下午，院子里忽然一阵骚动。一辆卡车开进来，车上盖着帆布。卡车停稳，帆布掀开，露出三台崭新的、油漆味还没散尽的播种机。
“咱们自己造的！”农机厂长王建国从驾驶室跳下来，四十多岁的汉子，激动得像个孩子，“林工，您看看，哈尔滨农机厂，用鬼子留下的旧机床改的，精度差了点，可用能用！”
林默走近。播种机确实粗糙，焊接处凹凸不平，油漆也刷得马虎。但他蹲下身，用手拨弄排种器，齿轮咬合顺畅；又看开沟器，角度合适。
“试试。”他说。
机器被推下卡车，挂上一台已经修好的拖拉机。地是冻的，但有一片试验田特意留了没上冻的。拖拉机轰鸣着开过去，播种机在后面，划开一道均匀的浅沟，种子簌簌落下，间距几乎分毫不差。
林默跟着走了一垄，蹲下，扒开土。种子埋的深度，正是农技手册上要求的三到五厘米。
“好！”他直起身，拍王建国的肩，拍得很重，“月底前，再生产一百台！”
“保证完成任务！”王建国胸脯挺得老高。
夕阳西下时，院子里五十台拖拉机，有四十八台已经发动起来。五十台铁牛，轰鸣着，震颤着，喷出的黑烟在寒冷的空气里凝成一片低垂的云。赵大山站在那片云下，看着自己修好的那台车，突突地喘着粗气，履带碾过冻土，留下深深的辙印。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黄昏，他修好第一台拖拉机——那时还是日本人开的农场，车是日本的，修好了，日本工头赏了他一巴掌，嫌他修得慢。
而现在，这些铁牛，是中国的，耕的地，也是中国的。
老师傅转过身，悄悄抹了把眼睛。风太大，吹得眼睛疼。
四、金色的希望
3月7日，双城县种子站。
天还没亮，仓库外的空地上就排起了队。队伍蜿蜒，从仓库门口一直排到村口的老槐树下，还在不断加长。农民们裹着臃肿的棉袄，抄着手，踩着脚，脸缩在竖起地衣领里，只露出一双双眼，眼巴巴地望着仓库那两扇紧闭的木板门。
队伍里，有合作社的代表，赶着马车来的，车上摆着空麻袋；有单干的农民，背着背篓，或者干脆提着个布口袋；还有半大的孩子，替家里来领种子的，冻得鼻涕拖得老长。
保管员老周，天蒙蒙亮就来了。他今年六十二，是种子站的老资格，戴一副断了腿、用线缠着的老花镜，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桌前，桌上摆着厚厚的登记册，还有一盏煤油灯——天还暗，灯点着，昏黄的光圈拢着册子，拢着他满是皱纹的脸。
“老李家，‘抗寒一号’，十五斤——”老周的声音嘶哑，但清楚。他每念一个名字，就从册子上抬起头，透过滑到鼻尖的老花镜，仔细打量领种子的人，核对手印或者介绍信。然后转身，朝仓库里喊：“‘抗寒一号’，十五斤——”
仓库里，他的小孙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就应一声，用木斗从大麻袋里舀出种子，倒进小麻袋，扎紧口，抱出来。领种子的人上前，在登记册上按手印——不认字的，就按手印；认字的，签个歪歪扭扭的名字。然后接过种子，背起来，千恩万谢地走了。
秩序井然，只有木斗舀种子的沙沙声，和人们短促的交谈声。
太阳升高了些，天气依然冷，但排队的人群有了点活气。有人开始小声聊天，聊去年的收成，聊今年的打算，聊谁家闺女要出嫁，聊谁家生了头小牛犊。空气里有烟草味，有陈旧的棉袄味，还有一种隐约的、躁动的希望。
突然，队伍后面传来哭声。开始是压抑的呜咽，后来变成号啕，一个老汉的声音，嘶哑，绝望。
人群骚动起来。林默正好从县里开完会过来，听见哭声，皱了皱眉，快步走过去。
是个干瘦的老汉，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哭得浑身发抖。他脚边，散落着几张皱巴巴的纸片。
“咋回事？”林默蹲下身，轻声问。
老汉抬起头，脸哭得皱成一团，鼻涕眼泪糊了满脸。“种子票……我的种子票丢了……找不着了……这可咋办啊，一家老小就指望这点种子活命啊……”
旁边有人小声说：“是后沟村的刘老栓，走了三十里地来的，天没亮就到了，排了半天队，一摸兜，票没了……”
林默捡起地上的纸片，是村里的介绍信，盖着模糊的红章。他又看看老汉那双粗糙的、裂着血口子的手。“老人家，别急。你叫刘老栓？后沟村的？”
老汉拼命点头，眼泪又涌出来。
林默起身，走到老周的桌前。老周已经听明白了，正翻着登记册。“后沟村，刘老栓……”他枯瘦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间移动，“在这儿。‘抗寒一号’，二十斤。票号是……七三零五。”
“按手印领了吗？”林默问。
“没，册子上没手印，应该还没领。”
林默从怀里掏出钢笔，在登记册空白处刷刷写了几行字，签上自己名字。“先发给他。票丢了，手续后补。”
老汉被扶起来，还懵着，直到那小孙子把一袋沉甸甸的种子塞进他怀里，他才“噗通”一声又跪下了，要给林默磕头。林默赶紧拉住他。“老人家，使不得。赶紧回家，把种子收好。按时下种，好好伺弄，秋后多打粮，就是谢我了。”
老汉背着种子，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走远了，还在抹眼泪。
队伍又恢复了秩序。只是人们看林默的眼神，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林默没多停留，他还要去省农科所。那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显微镜和培养皿之间发生。
农科所的实验室，是间简陋的平房，生着炉子，依然冷。研究员小王，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趴在恒温箱前，眼睛贴着玻璃，一动不动。
恒温箱里，一排排培养皿，皿底垫着湿润的滤纸，纸上，星星点点的嫩白——是玉米种子的胚芽，刚刚突破种皮，探出一点点脆弱的、充满生命力的白尖。
小王已经守了三天。他在做一个对比实验：一半种子用传统方法处理，一半用林工提出的“温汤浸种法”——用五十度的温水，浸泡十分钟，然后迅速捞出，晾干。
时间一点点过去。实验室里静得能听见炉子里煤块轻微的爆裂声。小王几乎不敢呼吸，他怕呼出的气，干扰了恒温箱那微不足道的温度。
忽然，他身子一震。
然后猛地跳起来，碰翻了凳子，咣当一声响。他顾不上扶，扑到实验台前，抓起记录本，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发芽率……对照组，百分之七十八。实验组……实验组……”他声音也抖，深吸一口气，几乎是喊出来，“百分之九十九！”
实验室的门被推开了，其他研究员探进头。“成了？”
“成了！”小王挥舞着记录本，脸涨得通红，“林工的方法，发芽率提高了二十个百分点！二十个！”
人群欢呼起来。这个简单的、几乎不需要成本的方法——只需要一锅热水，一个旧水缸，一点温度计——能把种子的出苗率提高两成。这意味着，同样的种子，能多养活两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