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通过我丈夫认识。被害人刘建军是我丈夫的朋友，被告人王父是饭店老板，我们去吃过几次饭。没有私人交情。”
辩护律师接着问：“证人，你刚才提到，被害人刘建军当时处于醉酒状态，并且言语带有威胁和侮辱性，持续对被告人进行刺激，对吗？”
我点头：“是的。他骂得很难听，而且一直在逼王……被告人拿钱。”
律师追问：“这是否给你一种感觉，即被告人是长期遭受压迫后，在极度愤怒和恐惧下的失控行为？”
检察官立刻反对：“反对！辩护人在诱导证人进行主观臆测！”
法官沉吟一下，说：“反对有效。证人只需陈述客观事实，不必做出主观判断。”
我闭上了嘴。是的，我只能说我看到的。那种弥漫在两人之间、积累已久的、令人窒息的仇恨氛围，那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是无法作为证据被呈堂的。法律的天平，衡量的是那个瞬间的动作，而非其背后绵长而沉重的因果。
最后是王猛作证。他走上证人席的脚步沉重。他的证词主要围绕刘建军长期以来对他家的骚扰和勒索，试图为父亲的行为提供背景，证明其“事出有因”。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时而哽咽。他说父亲一辈子老实本分，是被逼无奈。但在检察官的盘问下，当被问及他与小芳的关系、以及这是否是刘建军纠缠不休的根本原因时，他语塞了，脸色变得惨白，额头渗出冷汗。他无法回避正是他自己种下的孽因，最终引来了父亲的恶果。他的证词，在某种程度上，既想为父亲开脱，又时时刻刻揭示着父亲行为的动机源于他的不堪，这种撕裂让他痛苦不堪。他站在那里，仿佛正在接受一场无声的凌迟。
庭审休庭合议的时间并不长，却像一个世纪那么难熬。旁听席上无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压抑的咳嗽声。刘家人紧紧攥着彼此的手，王猛颓然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李强看着我，眼神复杂，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法槌再次敲响。
全体起立。法官宣读判决书，大部分法律术语我听不太懂，但最后几句清晰地刻进了我的耳朵里：“……被告人王某某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罪名成立。鉴于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且认罪态度较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十二年。
一个数字。剥夺一个人十二年的自由。换取另一条无法挽回的生命。
王父听完判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腰似乎更弯了些。法警将他带离法庭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王猛，那眼神空洞得让人心寒。
王猛像被抽空了力气，瘫软下去，被旁边的亲戚扶住。
另一边，老太太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嚎：“我的儿啊……他就值十二年啊？！”刘建红抱着母亲，眼泪终于决堤，但她咬着牙，没有哭出声，只是死死盯着王猛的背影，那目光，像是要在上面烧出两个洞来。
没有胜利者。只有一片狼藉的悲伤和破碎。
走出法院，陕北秋日午后的阳光刺得人眼睛发疼。村民们围上来，七嘴八舌地打听着结果，议论纷纷。有人唏嘘王老五判重了，有人骂刘建军活该，也有人低声说这都是王猛造的孽。
刘建红搀着老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众本家亲戚的簇拥下准备离开。经过我们身边时，她停下来，对李强说：“强子，谢谢你们来。后面……后面建军的后事，还有他妈和孩子，我会处理。你们……放心吧。”她的声音疲惫至极，却透着一股被灾难淬炼过的刚强。
李强重重地点点头：“红姐，有啥需要，随时开口。”
小梅突然抬起头，看着我，小声说：“阿姨，谢谢你来作证。”那双过早承载了苦难的眼睛里，有一种让我心碎的懂事。
我看着她们蹒跚离去的背影，消失在黄土坡的拐角处，仿佛被这片厚重又无情的土地吞噬。法律的判决给出了一个结果，但生活留给他们的漫长伤痛，才刚刚开始。
回去的车更加沉默。李强望着窗外飞逝的黄土沟壑，一言不发。我知道，他心里那片名为“故乡”的图景，已经被这场血色黄昏彻底涂抹，再也回不到从前。而我，这个南方来的旁观者与部分参与者，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法律的正义与情感的复杂、人性的纠葛相比，有时竟是如此的简单，又如此的沉重。它划下了一道界线，却无法抚平界线两侧所有的撕裂与痛苦。
黄土高原的风吹进车窗，干燥而粗粝，带着千年不变的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