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假象终究是假象。当最初的应激状态过去，当困守家中的日子变得漫长而重复，那些根深蒂固的矛盾，在密闭的空间里，以更加尖锐和集中的方式爆发出来。
赵成的情绪，变得极其不稳定。他无法适应这种完全居家的状态，焦躁得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他频繁地打电话、开视频会议，声音很大，语气时而激昂，时而沮丧。挂断电话后，往往会长时间地陷入沉默，或者无意识地刷着手机，对林微的话充耳不闻。
林微则努力维持着生活的秩序。她制定了详细的居家作息表，按时起床、工作、做饭、打扫卫生，试图在这种失控的大环境下，抓住一点点可控的确定性。她将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研究各种食谱，试图用食物的温暖来驱散内心的寒意。但她的这些努力，在赵成看来，似乎是一种无声的指责。
“你能不能别老是走来走去？我看着烦！”当他因为一个项目受阻而焦头烂额时，会突然对正在拖地的林微发脾气。
“整天就知道弄这些没用的，家里是宾馆吗？搞那么干净给谁看？”当他看到林微精心摆盘的晚餐时，会嗤之以鼻。
林微起初还会尝试解释，或者忍耐。但次数多了，她发现自己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只是默默地做完自己的事，然后退回到书房那个临时的办公角落，用工作和书本为自己构筑一个脆弱的屏障。
经济的压力，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凸显。赵成的业务几乎完全停滞，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林微虽然居家办公，工资照发，但那份固定的薪水，要支撑两人的全部生活开销、房租以及赵成之前留下的一些债务的最低还款，显得捉襟见肘。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每一笔钱都要反复掂量。
而赵成，似乎完全意识不到这种窘迫。他依旧沉浸在那些虚无缥缈的“大项目”里，电话里谈论的动辄是几十上百万的生意，仿佛疫情只是他成功路上的一个小小插曲。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林微感到一种荒谬的可悲。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三月的一个深夜。
林微被一阵压抑的、带着哭腔的通话声惊醒。声音来自阳台。她看了看床头柜上的电子钟，凌晨两点半。她轻轻起身，赤着脚，走到客厅与阳台连接的玻璃门边。
赵成背对着她，穿着单薄的睡衣，在寒冷的阳台上，对着手机低声下气地哀求：“……王总，再宽限几天，就几天！等这波疫情过去，款子一到，我立刻连本带利还给您！……我知道，我知道利息高，可我现在真的没办法……求您了，别告诉我家里人，也别告诉我老婆……”
寒风从窗户的缝隙钻进来，吹得林微浑身冰冷，牙齿都在打颤。她听不清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但赵成那卑微的、近乎绝望的语气，和他话语里透露出的信息——高利贷、隐瞒、欺骗——像一把把冰冷的利刃，瞬间将她最后的一丝侥幸和期待，切割得支离破碎。
原来，他不止是撒谎，不止是逃避责任。他在外面，欠下了她不知道的、可能永远也填不满的债务。他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早已是一个被掏空的、千疮百孔的躯壳。而她，竟然还一直傻傻地站在原地，期待着某一天，他能变回从前那个，至少愿意为她倾其所有买一条项链的男人。
她没有惊动他，默默地退回卧室，重新躺回床上。黑暗中，她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上模糊的轮廓，泪水无声地滑落，浸湿了枕巾。但奇怪的是，除了最初那阵锥心的刺痛，她并没有感觉到更多的悲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尘埃落定般的平静，一种终于看清真相后的，带着血腥气的清醒。
第二天，她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起床，做早餐，工作。只是，她不再试图跟赵成沟通，不再关心他的情绪，不再过问他的“项目”。她开始默默地，为自己寻找后路。
她更加努力地工作，主动承担了更多有挑战性的任务，只为了能有更好的绩效，或许还能争取到加薪的机会。她开始悄悄浏览招聘网站，更新自己的简历，虽然知道在疫情期间换工作很难，但她必须做好准备。她重新拿出那个记账本，开始更加严格地规划每一分钱，并尝试着，从本就紧张的生活费里，一点点地，艰难地，抠出一些钱，存到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银行卡里。数额很小，可能只是几十块，一百块，但那是她为自己积攒的，未来的盘缠和底气。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甚至是痛苦的。每一次当她拒绝赵成想要买非必需品的要求时，当他用不解甚至埋怨的眼神看她时，她都需要用巨大的毅力来压制内心的动摇和习惯性的妥协。但每当她想起阳台上那个卑微的背影，想起那张酒吧小票，想起无数个独自等待和失望的夜晚，她就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
疫情像一面放大镜，无比清晰地照出了他们婚姻里所有的脓疮和溃烂。它也像一座熔炉，在极度的压抑和困境中，淬炼着林微的意志。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沉浸在爱情幻梦里、等待着被拯救的小女孩。她开始明白，能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窗外，寒冬依旧凛冽，疫情依旧严峻。但在这个被迫停滞的春天里，在林微看似沉默顺从的外表下，一颗名为“独立”和“自我”的种子，正在破开坚硬冰冷的地壳，挣扎着，想要触碰一丝微光。这微光虽弱，却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足以照亮她独自前行的路。这既是漫长痛苦的结尾，也是一个全新的，关于寻找自我、重建生活的开始。无论未来的选择如何，她都知道，她必须，也终将成为更好的自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