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神奇的经历，让苏日勒对民间医者刮目相看。他后来因为长期不良姿势导致腰椎间盘轻度膨出，压迫神经，引起大脚趾麻木，再次去找巴特尔大夫。同样是用药酒配合独特的手法，几次之后，症状也大为缓解。巴特尔大夫的治疗，看似简单，甚至有些“粗犷”，但那口蕴含了不知多少种草药精华的陈年药酒，那双能“看见”病灶的巧手，以及那套传承有序、精准无比的正骨理筋手法，无一不是岁月和经验的结晶。那不是巫术，是实实在在的、基于对人体筋骨结构深刻理解和高超技艺的“真功夫”。
而在江南水乡，另一种更为奇特的治病方式，也在悄然流传。
李薇的童年记忆里，有一个画面始终鲜明如昨。那是她七八岁时的某个夏夜，天气闷热，知了在窗外声嘶力竭地鸣叫。睡到半夜，她突然毫无征兆地开始剧烈呕吐。起初是晚上吃的饭菜，后来是黄绿色的胆汁，到最后，胃里空空如也，只剩下清水，却还是一阵阵控制不住地干呕，吐得她小脸煞白，浑身虚脱，手脚冰凉，甚至开始不受控制地打起了摆子（寒战）。
父母急得团团转，抱着她拍背、喂水，都无济于事。眼看着天都快蒙蒙亮了，女儿的症状没有丝毫缓解，反而因为脱水显得眼神都有些涣散。这时，隔壁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过来看了看，对急得六神无主的父亲说：“娃儿这像是冲撞了不干净的东西，失了魂了。赶紧的，抱去镇东头陈老先生那儿看看，他会画水符。”
父亲当时也是病急乱投医，闻言立刻抱起已经吐得只剩一口气的李薇，按照老奶奶的指点，先把她放在离家不远的路边一棵大槐树下（据说是为了撇开跟着的“脏东西”），然后匆匆去镇上唯一还亮着灯的文具店，买了最好的墨汁和一支新的小楷毛笔，这才赶往陈老先生家。
李薇至今还记得那幅画面：她虚弱地靠在冰凉的槐树树干上，天色是那种将明未明的灰蓝色，四周寂静无人，只有早起的鸟儿偶尔发出一两声啼鸣。她感觉自己像个被遗弃的破布娃娃，浑身发冷，胃里还在翻江倒海，时不时俯下身干呕几口清水，身体一阵阵发冷打颤，视线模糊，仿佛下一秒就要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回来了，小心翼翼地重新抱起她，快步走向镇东头。陈老先生是一位清瘦矍铄的老人，穿着灰色的中式褂子，眼神平静，带着一种阅尽世事的淡然。他看了看李薇的状况，没多问什么，只是让父亲将她放在一张铺着凉席的竹榻上。
他取出父亲新买的墨汁和毛笔，在一只干净的青花瓷碗里倒入少许清水，然后屏息凝神，用毛笔蘸饱了乌黑浓稠的墨汁。他没有在黄表纸上画，而是直接俯身，用那支饱蘸墨汁的毛笔，在李薇的额头上、脸颊两侧、脖颈、胸口直至肚脐上方，画下了一道道蜿蜒扭曲、复杂难懂的黑色符文。
那墨汁触及皮肤，带着一股冰凉的触感。说来也怪，就在那些符文画上去的瞬间，李薇只觉得一股清凉的气息仿佛从天灵盖灌入，瞬间压下了胸腔和胃里那股翻腾不休的恶心感，那无法控制的寒战也奇迹般地停止了。原本涣散的精神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收拢、安抚，强烈的虚弱感依旧存在，但那濒死般的不适却烟消云散。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竟然就那样握着父亲的手，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她醒来时，已经是日上三竿。除了身体还有些乏力，呕吐、打摆子的症状已经完全消失，胃口也恢复了些，喝下了母亲熬的小米粥。
后来她才知道，这种用墨水画符治病的方法，在当地被称为“画水符”或“墨符”，专门用于治疗一些突发的、医院检查不出明确病因的急症，尤其是小儿惊厥、突发呕吐腹泻（俗称“猪头疯”，可能指急性肠胃炎或食物中毒引起的症状）、以及一种腰部皮肤出现带状水泡、疼痛难忍的“蛇缠腰”（带状疱疹）。据说，画符者的心念、功力，乃至所用墨汁和清水的“洁净”程度，都至关重要。那黑色的符文，或许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暗示，更可能是一种凝聚了画符者精神能量的、特殊的“信息”或“场”，作用于人体的能量系统，从而达到平衡阴阳、驱邪外出的治疗效果。这其中的奥秘，现代科学或许还难以完全解释，但其在特定情境下展现出的迅捷效果，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如果说巴特尔大夫和陈老先生代表了某种带有地域和神秘色彩的个体传承，那么杨振华的大伯，则代表了另一种更为系统、也更接近现代人理解的民间医学世家。
杨振华从小就知道大伯杨怀仁是家里最有本事的人之一。但他对“本事”的理解，最初仅限于大伯家盖起了村里最气派的楼房，堂兄妹们穿的衣服总是最新的。至于大伯具体是做什么的，父母只含糊地说是“民医”，靠祖传的秘方行医，主治跌打损伤和烧伤，在小县城里很有名望。杨振华那时年纪小，对这些并不上心，只觉得大伯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药香味。
直到他大学毕业，进入一家大型国企工作，遇到了他的直属小领导，一位姓赵的科长。赵科长四十多岁，业务能力很强，为人也和气，唯一的缺憾就是腿脚不便，走路时左腿明显使不上劲，一瘸一拐，上下楼梯尤其费力。相处熟了之后，一次聚餐，杨振华忍不住问起了原因。
赵科长苦笑着抿了口酒，说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他在基层车间时，一次设备检修，被一根意外滑落的沉重钢轨砸中了左腿，造成了严重的开放性骨折和神经损伤。虽然及时送医做了手术，骨头接上了，命保住了，但腿部神经的损伤却留下了永久性的后遗症，肌肉有些萎缩，筋络也似乎粘连了，走路就成了这样。几年里，他没少跑医院，北京上海的大医院也去过，专家看了不少，康复理疗做了无数，效果都不理想。医生最后的结论是，能恢复到这样已经不错了，以后就这样了，算是落下残疾了。
看着赵科长眼中一闪而过的落寞，杨振华心里也不是滋味。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要拖着一条瘸腿度过余生，想想都憋屈。也许是出于一丝同情，也许是想拉近上下级关系，体现一下“人情世故”，杨振华脑海里突然冒出了大伯的影子。
“赵科，”他试探着开口，“我家有个大伯，在老家是专门治这类跌打损伤、伤筋动骨的，听说挺厉害的。要不……您试试？反正，看看也没什么损失。”
赵科长当时也只是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笑了笑：“哦？还有这样的能人？那……就麻烦小杨你帮忙问问？”
下次休假回家，杨振华特意去了大伯家，说明了情况。杨怀仁是个话不多、面相敦厚的中年人，听侄子说完，沉吟了片刻，问道：“医院拍的片子还有吗？受伤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杨振华赶紧把事先用手机拍下的赵科长的x光片和诊断报告给大伯看。杨怀仁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很久，又问了几个关于赵科长具体症状的问题，比如是哪个位置疼，是胀痛还是刺痛，脚踝和脚趾的活动能力如何等等。
然后，他起身走进里间一个专门配药的小屋子——那是家里的“禁地”，平时谁也不让进。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巴掌大的、深棕色的小玻璃瓶出来，里面装着大半瓶黑乎乎、粘稠如蜜的膏状药物，散发着一股浓郁刺鼻、混合了多种草药和麝香等珍贵药材的气息。
“这瓶药酒膏，让你领导每天睡前，用温毛巾敷过患处后，取黄豆大小，在手心搓热，然后用力揉按疼痛和僵硬的部位，直到感觉皮肤发热，药力渗进去为止。记住，一定要揉透。”杨怀仁仔细交代着用法，“这瓶应该够用一个月。先用用看，有效果再说。”
杨振华接过那小瓶药，入手沉甸甸的，心里却有点打鼓。就这么一小瓶黑乎乎的东西，能治好医院专家都束手无策的后遗症？他也没好多问，付钱时大伯却摆摆手：“既然是你们领导，又是你开口，这瓶就先拿去用吧，不谈钱。”
杨振华以为这药不值什么钱，也就没再坚持，道谢后带着药回了单位，交给了赵科长，并把使用方法说了一遍。赵科长接过药，客气地道了谢，但杨振华看得出，对方也没抱太大希望。之后一段时间，大家工作都忙，杨振华也就渐渐把这事淡忘了。
大约一个多月后，赵科长主动来找杨振华，问他要大伯的联系电话，说想亲自打电话感谢一下。杨振华这才注意到，赵科长走路时，那条瘸腿似乎……没有那么僵硬了？跛行的程度似乎减轻了一点？他心中微微一动，但也没敢确定。
又过了半年多，有一次单位组织户外活动，大家需要走一段不短的山路。杨振华惊讶地发现，赵科长走在队伍中间，虽然速度不算快，但步伐稳健，左腿发力自然，如果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明显的跛态了！和半年前那个上下楼梯都费劲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
活动间隙，赵科长特意走到杨振华身边，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小杨啊，这次真得好好谢谢你！还有你大伯，真是神了！他那药，我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感觉腿里面热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冰凉僵硬了。坚持用了三个月，筋络好像就慢慢松开了，走路也越来越得劲！我现在除了阴雨天还有点酸胀，平时基本不影响生活了！你大伯真是高人呐！”
杨振华这才真正被震撼到了。他回想起父母偶尔提及大伯时那种与有荣焉的语气，才明白那并非虚言。后来他跟父母说起这事，母亲才告诉他：“你大伯那药，可不是普通东西，里面有好几味珍贵的野生动植物药材，配制工序极其复杂，那一小瓶，成本就得一千多块！他看是你领导，都没好意思收钱。”
杨振华听得咋舌不已，心中对大伯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也才明白，大伯的“本事”，不仅仅是那几个祖传的秘方，更是对药性的深刻理解，对伤势变化的精准把握，以及那份沉甸甸的、悬壶济世的仁心。他的药，或许没有精美的包装，没有科学的分子式，但却是无数代先人用智慧和实践，甚至可能是血的教训，凝结而成的精华。那是经过千百年临床验证的、另一种形式的“科学”，一种写在土地和血脉里的“临床大数据”。
这些尘世中的奇人，无论是塞外喷酒的巴特尔，江南画符的陈老先生，还是悬壶济世的杨怀仁，他们或许没有耀眼的学历，没有现代化的实验室，但他们各自掌握着历经岁月打磨的“真才实学”。他们的技艺，或刚猛，或阴柔，或神秘，或质朴，却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解除病痛，守护生命。他们如同散落在广袤大地上的明珠，不一定璀璨夺目，却始终在各自的角落里，散发着温暖而坚定的光芒，照亮了许多在困境中挣扎的灵魂，也构成了中华民间文化中一幅瑰丽而充满生命力的画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