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五，申时，京杭大运河，镇江段。
龙舟书房内，李明看着摊开的三份奏章——孙传庭的北方急报、徐尔默的南京简报、郑芝龙的海军规划。三份报告，三个方向，都需要他定夺。
黄宗羲坐在对面，正在整理沿途收集的地方情况。
“陛下，”他放下笔，“船队明日就可抵达南京。是否要先定下到南京后的施政方略？”
李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太冲，这一路南下，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黄宗羲想了想：“南北差异之大，超出想象。北方地广人稀，民风淳朴但困苦；南方人口稠密，市井繁华但复杂。北方的问题在‘穷’，南方的问题在‘不均’。”
“说得好。”李明点头，“所以新政在南北要有不同侧重。北方以‘富民’为主——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稳住边防。南方以‘均平’为主——清丈田亩，改革税制，抑制豪强。”
他指着孙传庭的奏章：“孙传庭请求派能员、拨军饷、与蒙古会谈。这三条，朕都准。但有个条件——派去的人必须是懂新政的，军饷必须专项专用，与蒙古会谈必须坚持‘贸易换和平’。”
他在奏章上批注，然后看向徐尔默的报告：“南京的情况更复杂。周顺昌这些士绅，用的是‘软抵抗’。咱们不能硬来，要分而治之。”
“如何分而治之？”
“第一，拉拢开明士绅。”李明道，“江南士绅不是铁板一块。有周顺昌这样的保守派，也有愿意接受新事物的开明派。找到开明派，给他们好处——比如允许他们投资新政项目，比如选拔他们的子弟入朝为官。只要利益给够，他们会站过来。”
“第二，扶持新兴力量。”他继续道，“商人、工匠、甚至那些有想法的手工业者。这些人受旧势力压制，渴望改变。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成为新政的受益者和支持者。”
“第三，”李明眼中闪过锐光，“打击顽固派。但不是蛮干，是依法打击。徐尔默查工程贪腐，就是个好机会。查清楚，公开审判，让天下人看到，新政不是要打倒谁，是要建立公平法治。谁违法，谁受惩。这样，反对者就无话可说。”
黄宗羲飞快记录：“那具体到南京后，第一件事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