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故意挑起北洋各派系为了向未来的元首（杨不凡）献媚、争宠而竞相奔走、丑态百出的局面。
袁世凯期望达到多重效果：
一方面，这种公开的分化与竞速投诚，会加速他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但他已不在乎。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要让东北军这个潜在的新主人，亲眼目睹北洋集团在关键时刻是多么涣散、自私、不堪大用，各派系首领是如何的见风使舵、毫无原则。
这种“不堪”的印象一旦形成，未来的新主子在接收和整合北洋势力时。
基于建立稳定统治的需要，反而可能不会全盘信赖或重用这些急于表忠的“大军阀”。
而是会倾向于提防、制衡，甚至需要寻找和扶持一些相对低调，或许在竞逐中落败，但看起来没那么“滑头”的次级人物或边缘势力，作为平衡与统治的工具。
而这些“次级人物”，很可能正是袁世凯能够施加最后影响的“遗产”。
换言之，他试图通过制造一场丑陋的投诚竞赛，实现对自己身后北洋格局的一次“负向筛选”与隐性塑造。
让新主在无奈中“依赖”他留下的某些隐蔽伏笔，而非顺理成章地接收那些背叛他的核心军阀。
综上所述，袁世凯此番看似疯狂、矛盾的操作，绝非简单的垂死挣扎或向东北军卑躬屈膝。
这是一个高傲了一生的旧式枭雄，在生命进入倒计时，且手中仍握有“大总统”名器与对北洋残余影响力这份特殊“残余资本”时。
所进行的“孤注一掷的终极布局”，与“维护最后尊严的复杂交易”。
他宁可以一种主动设计、甚至带有胁迫意味的方式交出筹码，也绝不甘心以哀求或彻底溃败的姿态退出历史舞台！
他这个策略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危机转嫁与遗产设计”！
他绝不会让自己以一个摇尾乞怜的“求饶者”形象出现在东北军面前。
相反，他要竭力塑造自己作为“危局仲裁者”，或“北洋遗产托管人”的身份来进行这场最后的谈判。
他将自己的核心诉求，从单纯地“保全个人权位与安全”。
悄然升华为，看似更为宏大、也更易于被接受的“保全北洋体系的基本框架与部分核心利益”。
并将其包装成自己愿意“托付”的“政治遗产”！
这既提升了交易的格调，也为他个人寻求后世名提供了掩护。
在具体行动上，这是典型的“阳谋”！
主动而公开地制造局势，迫使东北军不得不入局。
他没有用剩下的资源去卑微地讨好东北军，祈求保护。
而是利用自己尚存的“名分”与对北洋的残余影响力，去给东北军精心制造了一个“不得不介入”关内乱局的局面。
那两份全国通电是公开的邀请与压力，那道密令是私下点燃的导火索，共同构成了一张难以挣脱的网。
这更是一种高阶的、近乎捆绑的政治策略。
袁世凯竭尽全力“设计一个局”，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东北军这头强龙，强行拖入关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牌桌之上。
让杨不凡无法再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关内各方厮杀殆尽。
他将自己和即将崩溃的北洋集团，不再视为亟待摆脱的“负担”，或需要求援的“累赘”。
而是试图重新“打包”，塑造成一份送给东北军的、内含机遇（接收北洋）、责任（稳定全国）与挑战（处理烂摊子）并存的特殊“政治遗产”。
这份“遗产”附带复杂的条款与隐藏的风险。
接收它，就意味着接收了随之而来的一切麻烦与机遇。
这便是袁世凯在生命尾声，以毕生政治智慧与全部剩余资本，进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惊心动魄的豪赌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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