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私密场合或内心深处暗骂姜桂题、何宗莲是“叛徒”、“软骨头”、“见风使舵的小人”之外，却也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无力。
他们并非不理解两人的处境，甚至有些“兔死狐悲”之感。
因为众人皆知，此前当热河、察哈尔因“让道”而地盘缩水、面临压力时。
姜、何二人并非没有向北洋中枢，尤其是向当时逐渐掌握实权的段祺瑞发出过求援信号。
然而，结果如何？
在各自为政、忙于内斗的北洋各派眼中，遥远的北疆并非核心利益所在，谁也不愿意为了替别人“看门”而消耗自己宝贵的实力。
最终，没有任何一方，向身处困境的姜桂题与何宗莲提供过哪怕“一兵一卒”的实际援助。
这种被中枢与同僚抛弃的孤立感，无疑是促使两人最终下定决心、另寻出路的重要推力。
如今两人“叛投”，旁人又有何立场和底气去指责呢？
就在各方势力还在消化姜、何投诚带来的冲击，并暗暗猜测北疆三个特别区中最后一个——绥远都统潘钜楹——将会在何时表明态度时。
关于潘钜楹的抉择，其实在明眼人心中已无太大悬念。
人们猜测的焦点，更多集中于时间点。
他是会等到东北军的部队真正踏入绥远地界，兵锋所指之时才表态？
还是会更矜持一些，非要等到东北军兵临归绥城下，完成合围之后，才迫于无奈地开城？
至于潘钜楹是否会突然“头铁”，反悔此前通过代表表达的投诚意向，转而选择誓死顽抗，与东北军血战到底？
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人私下臆想过。
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其概率微乎其微，近乎于零！
原因如前所述：潘钜楹本就是袁世凯当年为加强中枢控制而“空降”到绥远的外来者。
他对当地错综复杂的蒙古王公、地方豪强及驻军派系的掌控力本就薄弱，政令军令难以畅通。
更致命的是，他麾下嫡系部队的粮饷供应，长期以来严重依赖北洋中枢的财政输血。
近来由于袁世凯政权摇摇欲坠、财政崩溃，这种输血已近乎断绝，部队欠饷严重，军心不稳，随时有哗变之虞。
在这样的内外交困下，潘钜楹手中既无稳固的统治根基，又无充足的战争资源，更缺乏誓死一战的理由。
他拿什么去“头铁”、去“顽抗”？
因此，几乎可以断定，潘钜楹最终的选择，必定是步姜桂题、何宗莲的后尘，向东北军“无条件投诚”。
唯一的变量，只在于时间早晚。
而这个早晚问题，在许多人看来，其实与潘钜楹个人的面子和心理挣扎密切相关，是一场微妙的心理博弈。
投诚得太早，在东北军部队尚在数百里之外时就急不可耐地宣布。
难免会被天下人嘲笑为软骨头、胆小鬼，未战先怯，毫无气节，面子将荡然无存。
可如果投诚得太晚，非要等到东北军兵临城下、兵戎相见之后再被迫归顺。
那又会在未来的新主子——东北军——那里严重失分。
被认定为不识时务、心存侥幸，印象分大打折扣，直接影响其个人及部属在新体系中的待遇与地位。
于是，潘钜楹的抉择，成了一道关乎个人声誉与实际利益的精妙计算题。
他需要在天下人的观感与新主子的评价之间，找到一个自以为最恰当的时机，来落下这枚决定命运的棋子。
北疆的风，吹动着归绥城头的旗帜，也考验着这位孤悬边塞的都统，最后那点可怜的面子与决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