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军若继续猛攻，就要背负“不顾民族大义、攻击御外力量”的骂名。
这在以“爱国”为旗帜的护国军内部，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
如此一来，陈宦和汤芗铭便可能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暂时稳住阵脚，保住督军的头衔和残存的权力基础。
同时，这也是一种为未来“买保险”的策略。
万一将来局势有变，例如东北军意外受挫，或出现其他新的强权。
他们因为今日这番“投诚”操作而争取到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有更长的缓冲期来观察风向、设整战略和重新准备应对之策。
这手“虎皮计”，对于身处绝境的川湘二督而言，既是一剂救命的强心针，也是一步预留退路的活棋。
他们未必真的相信或指望东北军立刻前来。
但他们确信，这面借来的大旗，足以在当下这个混乱而危险的时刻，为他们提供最急需的庇护与喘息之机。
……
随着身处战争最前沿，正被护国军攻略的广东、四川、湖南三省督军，接连发表那份措辞“恳切”、宣布加入“正在抵御外侮”的东北军阵营的全国通电。
原本攻势如虹、志在必得的护国军，顿时有些“麻爪”了，前线部队集体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与混乱境地！
打，还是不打？
这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其棘手的战略与道义难题。
消息传开，不仅护国军内部哗然，关内其他各派势力。
无论是北洋集团中的观望者，尚未卷入战火的中立省份督军，还是各种地方性政治经济团体，乃至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与普通民众。
在最初的惊愕之后，无不发出惊叹乃至略带讥讽的议论：
“这也太绝了吧？！居然能想出这种法子？
把向东北军‘投诚’，直接当成了一张可以免遭护国军攻击的‘护身符’、‘免死金牌’来用？”
龙济光、陈宦、汤芗铭这三人的操作，以其赤裸裸的功利性与狡黠，刷新了许多人对政治权谋认知的下限。
面对如此“无耻”且直接击中其政治软肋的对手，护国军究竟该如何应对？
是应该无视这份“投诚”声明的投机性质，继续坚持军事行动。
与正在逼近的协约国联军（至少在客观上）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去对付这些名义上是“自己人”（同为“民国”阵营）的省份？
还是真如龙、陈、汤三人所算计的那样。
在民族大义与“御外”的政治正确压力下，只能无可奈何地暂时罢兵，眼睁睁看着原本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从指缝中溜走？
在后方大本营云南昆明，护国军总司令唐继尧最初的怒火与本能反应，是坚决否认这三份通电的有效性。
他主张立刻对外宣布：龙济光、陈宦、汤芗铭的宣言纯属“投机取巧”、“虚伪无效”！
理由听起来也很充分：这三个人，无论是此前还是发表通电之后，都未曾为“抵御外侮”出过哪怕“一分力”、流过“一滴血”！
他们只是利用东北军与协约国对抗的时机，行金蝉脱壳、保全自身之实，根本不配享有“御外”力量的道义庇护。
唐继尧认为，护国军应当继续执行原定军事计划，彻底消灭这些“伪投诚”者，以免养虎为患。
然而，这一次，身处前线、直接指挥大军，对战场态势与士兵情绪有最直观感受的两位重要将领。
即在四川前线指挥护国军第一军的蔡锷将军，以及在广西前线指挥部队即将踏入广东的李烈钧将军。
他们却提出了与唐继尧迥异的意见，且态度异常坚决。
他们的核心论点，直指护国军运动的立身之本：
“护国军的根本理念是什么？”
蔡锷的质问沉重而锐利，“是‘护国’！是扞卫这个国家，维护它的主权与尊严。
如果现在，有其他中华民国军队，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正在宣称或准备抵御外国侵略。
而我们护国军却继续从背后攻击他们，这叫什么行为？
这与我们所反对的‘卖国’、‘引狼入室’，在本质上又有何区别？
我们护国的旗帜，还如何能立得稳？
士兵们将为何而战？
民众将如何看待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