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前半步，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哽咽与一种刻意表露的恭顺：
“大总统明鉴！卑职……卑职愚钝，值此危难之际，心乱如麻，六神无主！
唯愿谨遵大总统您的吩咐！是战是守，是阻是迎……全凭大总统一言定夺！卑职及直隶上下，绝无二话！”
这番话，言辞恳切，姿态极低，俨然一副将身家性命与直隶前途，全然托付于袁世凯决断的“忠臣”模样。
仿佛直到这大厦将倾的最后时刻，他朱家宝的“忠心”依然赤诚如初，未曾有丝毫变味。
然而，这番看似披肝沥胆的表白之下，掩盖的却是一个冰冷而残酷的现实。
一个连朱家宝自己都心知肚明的权力困局。
他朱家宝虽贵为直隶督军兼民政长，在地方政务、税收、人事等方面，确实仍掌握着不小的权柄，算是一方诸侯。
可一旦涉及最核心、最要害的军事力量，他对直隶境内军队的掌控，却远未达“一言堂”那般牢固。
实际上，自袁世凯为应对西南护国军攻势，将明确效忠于他个人的北洋嫡系精锐——第三师主力，在师长曹锟率领下调往四川前线之后。
朱家宝对直隶境内剩余武装力量的指挥与影响力，就已经被大幅削弱，跌入了一个极其危险、近乎失控的境地。
尽管直隶作为京畿重地，防务体系庞杂。
除了第三师少量留守保定老巢的部队外，表面上还驻扎着第八师、第十二师这两个番号靠前的北洋“精锐”师。
以及数万分驻在山海关、宣化等各处战略关隘、要地城镇的守备部队、巡防营等。
总兵力看起来依旧可观，似乎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威慑力量。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部队的“忠心”，早已随着袁世凯洪宪称帝的失败，及其个人健康急转直下而烟消云散。
那些师旅长、镇守使们，如今各怀心思，观望风色，盘算着自身的进退得失。
对袁世凯这个奄奄一息的“旧主”，早已没了昔日那份敬畏与效死之心。
他们连袁世凯的号令都未必肯真心听从，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服从，朱家宝这个并无深厚北洋根基，更多是凭借“忠诚”表象，和袁世凯任命而坐上督军之位的“外人”的调遣？
朱家宝所能实际指挥动的，恐怕仅限其直属的少数卫队及部分地方警备力量。
面对关外即将压境的东北国防军铁流，以及境内这些态度暧昧、随时可能倒戈或自谋出路的“友军”。
他所谓的“谨遵吩咐”、“全凭定夺”，更多的是一种无法自主、走投无路下的姿态。
是将这烫手山芋和巨大责任，推回给那个理论上仍是最高统帅，实则已无力回天的病榻老人。
朱家宝的“忠心”表白，在此刻听来，更像是一种无奈而悲哀的讽刺！
而这些名义上仍隶属于中枢、驻扎于京畿及直隶要冲的军队，其实际的效忠对象早已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转移。
大多数师旅，已被段祺瑞与冯国璋这两位北洋巨头。
凭借其盘根错节的旧部关系、政治许诺与现实威势，或明或暗地拉拢了过去。
旗帜鲜明地倒向了他们各自经营的派系阵营。
昔日拱卫中枢的刀剑，如今锋芒却隐隐指向了它们原本该守护的殿堂。
这也正是为何明明京师及周边地区，仍旧屯驻着数量可观的武装力量。
而袁世凯却会被段、冯二人逼迫到如此进退维谷、狼狈不堪境地的根本缘由。
非是无兵可用，而是兵已不由己调！
段祺瑞与冯国璋所实际掌控的军事力量，早已如同无形之手，悄然扼住了京师的咽喉。
使得袁世凯每一声咳嗽，都不得不顾忌那颈项间的寒意。
他名为大总统，实则困守孤城，政令难出府门，军令更难达营伍。
因此，先前袁世凯授意乃至推动朱家宝向东北方面“输诚”，其意图绝非单纯的自保或妥协！
……